朋友老刘打电话约我们夫妇疫情结束后一起吃饭。他说他还约了我们共同的朋友老杨。我说聚会有什么主题吗?老刘说，你忘了，今年是我到医院透析十周年啊。我一听，说这可是值得纪念的日子。
老刘过去跟我在一个报社。他是通州人，插过队，当过拖拉机手，后来回城分配到一汽车修理厂。老刘修车的技术好，还写诗歌。我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同调到一家刚创刊的报社。我负责跑郊区，他负责跑市里的几个大委办局。由于上下班的路是同一个方向，最初我们俩常约好了一起来去。后来，我交了女朋友，就很少和他同行了。
报社的工作弹性很大，除了周一雷打不动的例会，其他时间自行安排。按规定，一个记者每月必须完成8篇稿件。我清楚地记得，我几乎每个月都在20篇左右，在记者部一直名列前茅。老刘呢，大概在10篇左右。那时的人傻，只知道低头干活，不知道看周边人的感受。几个月后，我就发现不对，很多同事都在有意无意地疏远我，只有老刘还跟我保持着原来的样子。我问老刘，你怎么不疏远我呢?老刘说，你比我小几岁，看着你这么能干，我打心眼里为你高兴。后来老刘提醒我，再能干，也要悠着点，出头的椽子先烂!
一年后，我调到了另一家媒体。老刘在报社附近的酒馆请我喝酒，说了许多掏心窝子的话。我很感谢老刘，在报社工作的这段日子里，总算有个和我交心的朋友。分手时，老刘说，他也不想干了，他想经商。我说，有份稳定工作不易，你可考虑到经营部门工作。
老刘听了我的话，承包了报社的广告部。由于我的新单位在北城，他们在南城，而且我去的是央媒，所接触的采访对象几乎不在一个系统，这样，我们俩就很少见面了。偶尔打个电话，聊聊彼此的现状，开始还问问几个熟人的情况，后来随着人事的变更，渐渐地就不再聊各单位的事了。再后来，我跟老刘的联系也很少了。
某一天，我在长安街上偶遇汽车公司的宣传干部老杨，他和我提起了老刘。老杨问我，你跟老刘还经常联系吗?我说，有一两年没联系了。老杨说，老刘把工作辞了，自己开了个汽车修理厂，每年能挣个百八十万呢。我问，他在什么位置?老杨说，东五环。说实话，我很想到老刘的汽车修理厂去看看。在北京东五环，有很多的汽车修理厂、配件厂，还有许多汽车销售公司。凭直觉，老刘轻车熟路，干汽车修理错不了。
我晚上打电话问老刘，说你辞职开汽车修理厂也不跟我言语一声。老刘说，他的两个孩子大了，马上就要张罗结婚娶媳妇。现在结婚不比过去，没有房子、车子，人家女孩不乐意。我说，你这是要给儿子当杨白劳啊!老刘一笑，说，你家是女孩，你当然不着急。我那俩秃驴，哪个不得几百万呀!老刘告诉我，他在通州按揭买了两套房，按现在汽车修理厂的效益，有个三年五载就能还上。我说，你也快奔五十的人了，得悠着点。
我始终觉得老刘是个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他考虑问题比我务实。
我和老刘一起做同事时，他很少跟我说家事。我知道他的一些事，大多是从老杨那听来的。老刘他爱人是他在农村插队时认识的。老刘回城后，他媳妇也跟着回来。媳妇是农村户口，在城里只能做临时工。老刘为了给媳妇弄个招工指标，他不知托了多少人。好在苍天有眼，他们回城五六年时，赶上一家副食品商场招合同工，经过几番周折，媳妇终于如愿成了工人。
老杨和老刘是文友，也是酒友。老杨在汽车公司管宣传时，写了许多新闻稿，都通过老刘去找各媒体发表。老杨说，老刘这人办事认真，给他的稿子能发就发，发不了他也会告诉你为什么。老杨告诉我，老刘的俩儿子性格像老刘，做事比较本分，但也有点窝囊，一个在工厂当工人，另一个在一家私企公司，给老板开车。我说，这有什么不好呢?老杨说，好是好，就是挣钱太少。我说，钱挣多少才算够呀，只要一家人健康平安，比什么都强。
然而，我没有想到，十年前，老杨突然给我打电话，说老刘住院了，好像是心肺积水。我说，平常看老刘身体挺棒的，怎么说病就病了?我约老杨到医院去看老刘。想不到，在病房门口见到老刘他爱人。刘嫂哭着说，老刘得的是尿毒症，已经开始透析了。我一听透析，吓得我不由出了一身冷汗。我问刘嫂，透析危险吗?刘嫂说，危险倒是暂时没有，就是麻烦，每周要透三次，每次需四个小时。
我和老杨走入病房。老刘见我们俩进来，显得很激动。他拉着我的手说，我恐怕以后什么也干不了。我握了握老刘的手说，瞧你说的，现在医疗条件这么好，说不定过几年科学家就把人工肾研究出来了。老刘眼睛一亮，说，借兄弟你吉言，我希望这一天很快就能来到。刘嫂插话道，我们家老刘说了，他要做个二十年计划，前些年尽忙着挣钱了，从现在起，要重新写作，争取像史铁生那样，做个自强不息的作家!
这十年，老刘真的如他所讲，他创作了大量的散文、小说，还写了一本关于怎样防治肾病的科普书。我很为老刘高兴。老杨有次对我说，老刘现在成了肾病专家，他在他们的肾友会绝对是头号大咖!我说，老刘这辈子，好像永远活在希望中，在他心里，希望仿佛就在不远处等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