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陇南前，我对陇南了解得很少，陇南的朋友也不多。一起去陇南的人也很少，也就我和熊焱。后来，当地大概是发了通知之类的，先后有两三位朋友在微信上和我联系，这才知道，哦，原来他们是陇南的。虽然去一趟陇南，不需要我对陇南做什么“研究”，我还是上网搜了一下，不搜不知道，一搜吓一跳。不说别的朝代，单是秦朝，在这儿就有多少历史遗存！——在中国，大概没有哪个地方，其历史和文化都是容人小觑的吧。陇南更是如此。
从上海去陇南，没买到直飞的机票，得从虹桥机场先飞北京大兴机场，再转机到陇南成县机场。飞机一落地，走出候机大厅，仿佛时光倒转，真有一种即刻就要进入“旧世界”的感觉。
当然，这个“旧”不是一下子就会展现出来的。道路是新的，路边青青的山峦是新的，山间的村落是新的，村子之上的天空是新的。要说旧，只是心底里的感觉。车开了许久，来到一处饭店，听朋友说，边上就是祁山。
此时，天已经黑下来了，暮色里，祁山辨不分明，三国时候的呐喊听不分明。一座一座小房子静静地蹲在空地上，每间小房子前挂着一块锦旆，我走进去的那间，写着的是“三顾茅庐”。
我在陇南停留的时间很短，仔细算来，不过一整天时间。
次日一早，去陇南市秦文化博物馆。博物馆或许是了解一个地方历史最便捷的地方。进入秦文化博物馆没多久，我就被陇南的秦文化“镇住”了。有好多文物，是我想象不到的。比如陶水管，完全是现代的造型，哪里知道，那可是2005年从西山遗址发掘出来的，是西周时期的东西了；比如双耳马鞍口罐，属公元前五百年左右的寺洼文化的文物；而一辆同样诞生于春秋时期的蟠虺纹车形器，两千多年后，那精巧的机关仍然运转如初，两扇小“门”仍然能够被轻易地打开。看我一路赞叹，包苞兄拉我去看一只鼎，是什么鼎呢？正是大名鼎鼎的秦公鼎。
对秦公鼎，我还是略有所知的。只是之前并没把它和陇南联系起来。包苞兄说，陇南秦文化博物馆里的秦公鼎，不是原件了，原件在你们上海博物馆里啊。或许是因为我是从上海到陇南的，所以包苞兄会特意带我来看这一只鼎吧。即便是复制品，我仍然凑近看了许久，从介绍上可知，秦公鼎是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出土的，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制品。立耳折沿，浅腹略鼓，平底，兽首蹄足，颈腹饰兽身交连纹，立耳外侧饰鳞纹，腹内壁有六字铭文：“秦公乍宝用鼎”。见我看得认真，包苞兄说，他给我准备了一只秦公鼎复制品，让我带回上海。我不由得一愣，这鼎虽说不大，可也着实不小。包苞兄是诗人，长相敦实，粗莽，乍一看，有几分兵马俑的模样。他的话，让我不能拒绝。
当天晚上，在和不怎么能喝但特别想喝酒的李春风兄，不怎么喝酒却很能喝酒的青年诗人郑珊珊等喝完酒后，我拎着这只沉甸甸的鼎——这复制了一段秦朝时光的信物，从陇南返回上海了。想起来，几个月前也是到甘肃，是甘肃的武威，朋友也送了我一件青铜复制品，那是同样有名的“马踏飞燕”。回到上海后，那灵动的马踏飞燕，放在我的书柜里，仿佛时时欲突破玻璃而出；而这安静的秦公鼎，则因为我的书房实在狭小，只能屈居地上。它们是甘肃，或者说中国历史的两位使者，一静一动，陪伴着我日复一日的书斋生活。
那天去机场路上，听刚出版新书《宣和四年》的祁新龙兄说，等他家的苹果熟了，要给我寄一些。刚到陇南时，新龙兄带了一束花给我。我们几个男人不由得大笑，哪有男人给男人送花的，这算是秦人表达情义的特有方式么？
几个月后，我在云南，已经全然忘却新龙兄说过的话了，忽然收到他的短信，让发地址给他，他家里的苹果收获了，马上要寄出了。一箱苹果，从甘肃陇南寄到云南保山，咬一口，里面渗出的汁水，有着古老的甘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