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子女教育上也以“成败论英雄”的话，那么梁启超无疑是百年来最成功的“家教大师”了（恐怕没有之一）。他与一妻一妾共育有十四个子女，除了五个早夭的不算，成人者四女五男，长大后则个个学有所成，每位都成了一“家”。如长女梁思顺是诗词研究专家；长子梁思成，鼎鼎大名的建筑学家；次子梁思永，著名考古学家；三子梁思忠，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陆军学院和西点军校，参加过淞沪会战，惜英年而因病逝世；二女梁思庄，国内首屈一指的图书馆专家；四子梁思达是经济学家；三女梁思懿毕业于美国南加州大学历史系，后成为社会活动家；还有早年参加新四军投身抗战的四女梁思宁以及后成为航天火箭专家的幼子梁思礼。这样的“成功率”在家庭教育史上大概是绝无仅有的。而且，建筑学家梁思成和考古学家梁思永，在一九四八年就入选为我国第一批中央研究院院士，再加上后来火箭专家梁思礼于九十年代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梁家子女一门才俊三院士，其风光之高耀真是罕有其匹也。
梁启超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父亲往往扮演了一个严父的角色，是家庭中的绝对权威，平日不苟言笑，对子女从不轻易褒扬，把父爱深埋于心。或许傅雷就是这样的父亲，而梁启超却是例外。尽管梁启超是中国科举制走出的士子，但他的身上却毫无旧文人的酸腐气，他思想非常开明，对子女的爱喜欢直截表达，这一点与西方人文化很接近，总是表扬鼓励为主，把自己的想法不断地与孩子们交流，没有辈分上的尊卑，视子女为自己最亲近的朋友。
晚年的梁启超在政界经历了几多沉浮后，终于放弃了政治，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一心治学著述，并先后于清华、南开等学府从事教育研究工作。当时清华国学院著名的“四大导师”，梁启超便是名冠其首，可见其举足轻重的学术地位。
著述之余，梁启超对书法也极有研究。《饮冰室全集》中就有一篇万余字的《书法指导》，乃根据他于1926年应邀为清华教职员书法研究会的讲演记录而成，他在文中首先就表明“书法是最优美最便利的娱乐工具”，而且写字“可以独乐”，不似喝酒、打牌、唱歌听戏须“聚合多人”，所以他认为：“写字虽不是第一项的娱乐，然不失为第一等的娱乐。”其实梁启超也很喜欢娱乐，据说他玩牌也是一把好手，他曾有句名言甚妙：“只有读书可使我忘记麻将，也只有麻将可使我忘记读书。”若由此类推，想必写字大概也能使他忘记麻将吧。梁启超曾说学书“应从方正严整入手为是，无论做人做事，都要砥砺廉隅，竖起脊梁，显出骨鲠才好”，从写字说到做人，其理大致相通。梁氏的为人做派也同样是内圆外方，耿直率真，他才华横溢，学问滔天，但从来不拘泥遮掩，人说其是“率真”，我看他是“真帅”！
记得梁实秋在一篇回忆梁启超先生于清华大学演讲的文章中，有一段描写颇为精彩：……大教堂里坐满了听众，随后走进了一位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的人物，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
然后他又写道：他（梁启超）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
几句话，将梁启超先生的第一印象写得活灵活现。尤其是两句简短的开场白，一进一出，既自谦又自负。不过，照我看来，梁启超说这样的话，其实就是自负。当然，他也完全有资格这样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