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悉敬爱的黄宗英大姐辞世，内心既悲痛又感慨。当我还是学生年代，就早闻她与赵丹夫妇情笃。1994年她与冯亦代结婚后，因为亦代是我的挚友，于是我与宗英也成了时常交往的好友。连日来，重读宗英写给我的二十几封信，又勾起了我对她卓越才华的崇敬与怀念。
宗英后来常对朋友说：“我这辈子做的最对的一件事，就是嫁给了赵丹。”我有幸见证了她对赵丹这种情深意切的情感。那是在1998年，南通市政府正式公布，把赵丹在南通市西南营36号的故居，列为市文物保护单位。当我把这喜讯告诉宗英之后，她立即回寄我一幅她思念赵丹的摹贺师行书的书法作品。其文字是：“自君别后山川伴我我伴山川 自君别后砚冷墨枯纸黄笔魂相偎依 自君别后只想忘记偏难忘记 自君别后怎料得最悲寂莫哦 竟没个人儿能任我由着性儿跟他一阵阵胡乱发发小脾气 珠江畔思阿丹 赵门黄氏宗英”连同这幅书法，宗英还附寄一张她刚出道时的青春玉照。收到此信时，我就为她对阿丹如此的深情所感动，如今重睹此物，斯人却已逝，怎不令人伤感唏嘘！
宗英最早出名，自然是源于她是位著名电影明星。但后半生，她却是以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的成就被人赞誉。她是如何从影星转型为作家的呢？2003年8月12日她给我的一封信中，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她说：“都说我长得不像工农兵，我自己为‘脱胎换骨’又下工厂又去农村，改造来改造去始终‘气质不过关’。我要求回到舞台（有大动作，可塑性大些）又不被批准，加上夏衍同志在1950年10月我随中国和平代表团赴波兰时，他就亲自来火车站为我们这60多名代表的重大团体送行，并赠我一本共青团印的厚厚的日记本，要我沿途记记回来写写，后来组织上就重点培养我写作，让我参加了1953年在北京举办的第一届电影编剧讲习班，和白桦、李准、陆柱国……是同班同学。1956年由孔罗荪吸收我为上海作家协会会员。1959年在上海电影局的全体大会上，袁文殊局长突然宣布我从电影演员剧团，调到上海电影文学创作所，我当时猛地头就一下子疼了起来，一直疼到今天。”
信中她接着说：“夏衍同志60年代曾说：‘黄宗英不写电影剧本，一年交两篇报告文学也可以。’我就堂而皇之写起报告文学来，而且变得只会写报告文学了——非亲历其境写生不可，偶而也写点儿散文。1994年4月27日至6月1日第三次入藏，险些送命后，哪里也不能去了，我才笨学写读书笔记，至今学不会，二哥（指冯亦代）说我‘不得法’，这事，也不是别人教得会的。”宗英这些自述，自然是她自谦的说法，实际上她从影星转型为作家之后，写出了许多生动感人的报告文学。说她是位才女，一点也不过分。
不仅如此，从2003年发生“非典”以后，宗英突然又萌发了重温英文、涉足翻译的激情。那年她给我来信，说她要学英文，因为她被严重的失忆症吓着了。信中说：“你没经历过一下子会忘掉好多已知的、熟悉的人、事、字、技能……一眨眼工夫变成个大笨蛋，连瓶盖也不会开了，剪刀都不知怎么拿了……呀，我宁可生癌症也不愿变痴呆。我学英文，就是在做恢复记忆力的保健操。”我理解宗英这种失忆的焦虑感，所以支持她复习英文，希望通过重温英文单词和短文，来激发她的记忆力。我寄给她一些简明易懂的英文杂志和英文画报，并敦促她遇到忘记的词，一定要查词典弄明白并记住。毕竟宗英是位才女，悟性高，又肯坚持，没多久她的英语能力就恢复进步得很快。2005年，她特地来信托我代购一本新版朗文英汉双解辞典，并要求我给她一些短篇英文，她也想搞翻译。我真被她这种不服输的毅力和勇气所感动。很遗憾，当时国内还没有这部辞典的新版可卖，同时因她身体的原因，搞翻译之事也搁浅，这两件事我都没有帮她实现，如今想想还觉有愧。
宗英以95高龄安详走了，她的音容、作品和出色的才华，将长久地留在人们的怀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