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诞生在石库门里，这是上海的光荣和骄傲。上海也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之地和红色源头。
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上海的石库门里。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但对促成这一具有“开天辟地”历史意义的大事变，尤以渔阳里、树德里、辅德里这三座石库门建筑最为重要。当年，它们分别是陈独秀、李汉俊和李达的旧居。参与建党伟业的早期共产党人，都把自己的家当成了干革命的秘密场所。从渔阳里建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到树德里召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一大，再到辅德里党的二大诞生第一份党章，这三座上海石库门建筑，对建党伟业功不可没。渔阳里：红色起点1920年4月，受共产国际派遣，俄共（布）的维经斯基、库兹涅佐娃和翻译杨明斋，带着李大钊亲笔信，在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找到主编陈独秀，讨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老渔阳里2号原是安徽都督柏文蔚的寓所，人称“柏公馆”。将这幢石库门给陈独秀住，是因为陈独秀曾担任柏文蔚都督府的秘书长。他俩私交甚好，人称“武有柏、文有陈”。陈独秀在此住了短短两年多，却使这里成了建党的“秘密摇篮”，成了中国革命的红色起点。
陈独秀
老渔阳里始建于1912年，陈独秀寓所坐北朝南，黑漆大门上挂有两个铜环。因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产生巨大影响，他成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成了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新青年》是唤醒沉寂中国的阵阵鼓点，也是照亮黑暗社会的一缕阳光。它在千千万万读者中，撒下了革命火种，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思想上的准备。1920年6月，陈独秀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在《新青年》编辑部，悄然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最初取名为“社会共产党”，陈独秀为书记。8月，在征求李大钊意见后，更名为“中国共产党”。1920年10月，李大钊、邓中夏、张国焘等在北京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至此，“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践行了他们在雪地里、骡车上的伟大约定。说起来，许多在中共党史上具有开创性的“第一”，都诞生或孕育在这座石库门中。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经陈独秀、李汉俊校对后出版，点燃真理之火；8月22日，陈独秀派俞秀松等8名青年在近在咫尺的新渔阳里6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青年团组织。不久，外国语学社在此创办，学员有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等，这是我党第一个干部学校。9月1日，《新青年》正式改组为共产党杂志，编辑部成员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袁振英、沈雁冰等。
1920年夏，从日本留学归国的李达也住在老渔阳里2号。在此，陈独秀和夫人高君曼为他和王会悟操办了婚礼。11月7日，李达主持创办了《共产党》月刊，这是我党的第一份党刊。21日，上海机器工会召开成立大会，陈独秀等到会发表演说，这是我党领导的第一个工会。
这个月，陈独秀还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作为吸收党员之标准。一封封要求各地相继建立共产党组织的信函，从老渔阳里秘密寄出。建党伟业拉开了帷幕，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赴日、旅欧留学生中相继成立了党组织。1921年，随着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到上海，老渔阳里2号成了筹办中共一大的秘书处。一封封寄给一大代表们的通知书，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历史终于翻开了它的新篇章。树德里：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贝勒路上的树德里3号（后称望志路106号，现改兴业路76号）召开的，这是一幢具有典型上海风格的石库门楼房。会议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诞生，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树德里这条石库门弄堂建于1920年，开会地点因为是李汉俊和胞兄李书城的住宅，人称“李公馆”，楼下一间18平方米的客厅就是中共一大的召开地。1964年，毛泽东在会见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李书城时说：“你的公馆里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党的‘产床’啊！”
李汉俊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抵达上海，为筹办中共一大与李达、李汉俊进行商议。在征询了陈独秀、李大钊的意见后，李达、李汉俊分别给各地党组织写信，要求派出代表前来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接到的信就是李达写的。因北洋政府严禁革命活动，中共一大决定在上海法租界秘密召开。当年，树德里这片石库门刚刚建成，马路对面还是一片菜地，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与今天时尚高地的新天地判若两个世界。这里人烟稀少、地段冷偏，近邻华界，便于开展地下活动。再说，李书城曾在北洋政府当过陆军部总长，这能给“一大”以掩护作用。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时，李书城被推举为护国军司令，是国民党元老。正巧，李书城当时不在上海在湖南，李汉俊就决定把树德里的“李公馆”，作为中共一大的秘密会址。1921年7月23日，13位代表带着神圣的使命汇聚于上海。他们从博文女校出发，趁着夜色，经过5分钟步行，相继走进了树德里这座石库门建筑之中。7月30日晚，一大举行第六次会议，法租界有一密探突然来到了“李公馆”，随即匆匆离去。在门口望风的王会悟觉得蹊跷，上楼立即报告。警惕性很高的马林当即宣布休会，代表们匆匆撤离。仅十多分钟，一批法国巡捕破门而入，紧急搜查，却毫无发现，空手而归。巡捕搜查后，李达和毛泽东等部分代表秘密来到老渔阳里2号，这里离树德里不远，大家紧急商议如何应对。王会悟建议，就去她的家乡嘉兴南湖，包一艘画舫，在湖中开会，比较隐秘，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虽然李汉俊由于抄家风波没有去南湖，但中共一大由此圆满完成了最后议程。事后，李达对在船头望风的王会悟竖起了大拇指：“你立了大功！”中共一大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组成中央局。辅德里：诞生党章李达与王会悟是1921年4月在老渔阳里结婚并居住于此。中共一大后不久，李达夫妇俩便迁居辅德里625号（今成都北路7弄30号）。在这幢石库门建筑中，李达主编《共产党》月刊，创建人民出版社、开办平民女校、主办党的首份妇女刊物《妇女声》……在辅德里筹备和召开中共二大，更在党的创建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李达1921年9月，党的第一个秘密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在辅德里诞生，由李达主持并兼编辑、校对和发行工作。出版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列宁传》等15本革命书籍。开办于1922年初的平民女校，是党创办的第一所新型妇女学校。校务主任先后由李达、蔡和森担任，陈独秀、高语罕、邵力子、陈望道、沈雁冰等先后前来辅德里授课。李达、王会悟夫妇在辅德里的寓所地处公共租界，虽靠近法租界，但相对比较安全。原来，中共一大召开后才两个多月的10月14日，陈独秀在老渔阳里2号（当时作为中共的中央局所在地）被捕，此事经媒体传播，闹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孙中山、蔡元培、胡适等，纷纷伸出援手参与到营救他的浪潮之中。陈独秀虽然最终被法国巡捕释放，但党的这一秘密地点由此暴露。幸亏，当时李达夫妇已从老渔阳里迁走，并把许多党的文件秘密移至辅德里，使法国巡捕在老渔阳里一无所获，让陈独秀躲过一劫。鉴于在法租界中共一大和陈独秀的接连遇险，中共二大移至公共租界的辅德里召开，这是党在上海尚未暴露的秘密地点，地名与树德里仅一字之差。陈独秀出狱后，以中央局书记名义在1921年11月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向全党部署各项具体工作计划的通告。通告明确了党的二大定于1922年7月召开。“吃一堑，长一智”。中共二大除第一次大会在辅德里召开外，每次会议都变换地点，并分成小组分散讨论，以确保安全保密。1922年7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12名来自各地的共产党员，代表当时全国195名党员出席了会议。王会悟依然在门口放哨，只是她怀里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小数点”。
党的二大第一次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宣言》，第一次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次提出了统一战线——民主联合战线的思想，第一次较完整地对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青少年运动提出了要求，第一次决定加入共产国际，第一次喊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口号……更重要的是，二大制定了我党第一部党章，共六章二十九条。它的诞生，是党史上又一个里程碑，标志着党的创建工作最终完成。渔阳里、树德里、辅德里，这些与建党密切相关的石库门为何都是私宅？这首先应该是革命者的无私奉献；同时也是因为石库门中西合璧，五方杂处，人来人往，易于隐蔽。石库门当年均独门独户、围墙又高、私密性强；且前后有门，上有老虎窗，弄堂又四通八达，便于紧急逃离。这些特点很适合开展地下革命活动。党诞生在石库门里，这是上海的光荣和骄傲。上海也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之地和红色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