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翻译匠，要搞翻译，又是个教书匠，要教翻译。所以免不了看关于翻译的书。但看这种书居然笑得肚子疼，有生以来还是头一次。准确说来，是头两次。
一次是看余光中的《翻译乃大道》，有一篇谈他当年在加州大学讲授中国文学时用的课本《中国文学选集》，谈及《前赤壁赋》英译的“大错”：“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最后一句被译为“一位寡妇在我们的孤舟上哭了起来”（awidowweptinourlonelyboat），哭得我大笑起来。余氏评曰“试想苏子与客泛舟，带一位寡妇干什么？几个男人和一位寡妇‘相与枕藉乎舟中’，在北宋时代可能吗？”
另一次也是看余光中。在《听听那冷雨》这本书中，余氏认为“精确”固然是翻译的一大美德，不过若以牺牲“通顺”为代价，代价就太大了。如下面这句英文：Don’tcoughmorethanyoucanhelp.要保持“精确”，势必译成“不要比你能忍的咳得更多”，甚至“不要咳得多于你能不咳的”。可是这像话吗？其实，“能不咳，就不咳”，足矣足矣。
无需说，前者是中文理解上的错误，英文本身没问题；后者则相反，理解没问题，问题出在表达——不像话，不像中文了。貌似“精确”，实则不伦不类，有话不好好说。余氏为之困扰的，更是后者。的确，理解错了，改过来就是。而若通篇有话不好好说，就成了语体、文体上的毛病，改起来活活要命。这玩艺儿我也改过，自然深有同感。
更让我有同感的是，余氏作为外文出身且身为外文教授，却很少谈论外文多么重要，而是胳膊肘向外扭，总是强调中文何其了得。《听听那冷雨》有一篇题为《外文系这一行》，其中写道：“文学批评如果是写给本国人看的，评者的中文，不能文采斐然，至少也应该条理清畅。至于翻译，那就更需要高水平的中文程度了。不幸中文和中国文学的修养，正是外文系普遍的弱点。我国批评文体的生硬，和翻译文体的别扭，可以说大半起因于外文这一行的食洋不化和中文不济。”与此相关，余氏还为翻译和创作在外文系、中文系不算成果而鸣不平：“中文系如果拥有一位李白或曹霑，岂不比拥有一位许慎或钟嵘更能激发学生的热情？”关于外文系，余氏表示：如果玄奘、鸠摩罗什、圣吉洛姆、马丁·路德等译家来求教授之职，“我会毫不考虑地优先录用，而把可疑的二流学者压在后面。”
余光中这话是二十多年前他当台大外文系主任时说的。今天呢？怕也依然如故。在绝大多数系主任以至校长眼中，李白的“床前明月光”能比得上许慎的《说文解字》吗？那可是文字学的开山之作啊！曹雪芹（曹霑）的《红楼梦》能比得上钟嵘的《诗品》吗？那可是填补学术空白的诗论专著！至于躲进大雁塔闷头搞佛经翻译的玄奘，当教授更是比西天取经还难。即使同搞翻译，“不要比你能忍的咳得更多”这种所谓学者型翻译，也肯定比土里土气的“能不咳，就不咳”更入校方法眼。
影响所及，堂堂高等学府，不仅没了李太白的斗酒诗百篇，甚至刘姥姥自然而然的幽默感也没了，以致十个教授有八个不会写文章：“中文不济”。而“中文不济”造成译文“不济”，“不济”的译文又反过来导致原创中文“畸形欧化”。“畸形欧化”的文体对电视报纸等大众媒体影响尤其显而易见。余光中举例说“进行”几乎成了万能动词：“我们对国际贸易问题已经进行了研究/心理学家在老鼠的身上进行试验”。余氏质问，为什么就不能说“详加研究”和“用老鼠来做试验”？
无独有偶，日前用智能手机看某官方公号上面的一则报道，谓“近日中国C9高校校长专程到华为进行了参观拜访，任正非进行了热情接待”。同样，为什么就不能说“到华为参观访问（拜访亦欠妥）/任正非热情接待”？余氏当年感叹：“这种不中不西不今不古的译文体，如果不能及时遏止，总有一天会喧宾夺主，到那时，中国的文坛恐怕就没有一寸净土了。”
危言耸听？不！余氏如此感叹的当年还没有网络没有手机。而现在，网络文体、手机文体正在大行其道，大耍威风，大举进攻。说痛快些，中国人好像越来越不会说中国话了。谢天谢地，眼下还没听到有人说“不要比你能忍的咳得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