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的“日常”恐怕短期内难再回了。
时代的一粒沙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疫情正从细微处深刻改变日本。
菅义伟政府正考虑在首都东京以及周边地区再次实行紧急状态，以遏制新冠疫情恶化势头。日本从去年12月以来遭遇第三波疫情打击，以东京都为中心的首都圈疫情尤为严重。
因为来到了又一个抗疫的紧要关头，有消息称日本可能迫于形势全面禁止外国人进入，果真如此，真是“封国”了。生活在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日本人本应是处变不惊，但眼下心情却越来越复杂：熟悉的“日常”恐怕短期内难再回了。从抗疫到工作，乃至于他们熟悉的社会和国家，都被这场疫情深刻改变和重塑着。
1、悄悄改变
一场疫情，改变了日本人尤其是上班族习惯的“日常”——西装革履地挤地铁，长时间工作，然后下班后与老板喝酒，最后回到狭窄的小公寓。
在大流行之前，居家办公对日本社会来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但现在看来这一趋势正在成为新的“日常”。
“起初这令人困惑，但对像我这样忙于工作和抚养孩子的人来说，远程工作是一个不错选择。” 37岁的大谷真理子是一名品牌营销人员。她也是2岁和4岁儿子的母亲，去年在大流行期间重返工作岗位。以前她每天要花两个小时以上通勤，但现在她很少去办公室，大部分在家工作，每周还会在附近社区使用一间共享办公室。
“虽然在家工作，但我可以与家人共度时光，这给了我适当的心理平衡。”展望未来，大谷相信远程工作将继续成为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重要的不是在哪里工作，而是如何工作。我相信从现在开始，这种工作风格将成为现实。”
日本街头的上班族。来源：纽约时报
大谷是幸运的。但这一年来，也有不少日本人发现居家办公可能没那么容易。这不仅是因为数字化进程在日本的滞后，还由于日本社会强大的传统和习惯。
Tokyo Shoko Research去年7月对14300家日本公司进行调查发现，尽管政府呼吁控制病毒传播，但仍有42％的公司从未实施过居家办公。不仅如此，日媒报道指出，即便是去年春天所谓的封锁期间，东京的通勤火车仍然挤满了人，许多公司的举动似乎没有什么改变。
“在这个国家，你仍然必须亲自露面。”有美媒感慨，日本的工作文化要求不断面对面互动，部分是为了表示尊重。“我的老板大声地说：‘如果我允许你们回家，你可能就不会专注于工作。谁知道？你甚至可能在喝酒。”一位投资银行职员说，即便客户不再需要面对面会议，但老板仍然认为团队应该在办公室接电话，只是为了表达敬意，“这是日本人的骄傲。”
而被视作日本行政艺术的盖章文化，也让一些日本上班族不得不奔波于公司和家之间。一项调查也显示，没有实施远程办公的日本企业中，77%的企业认为最大的理由是“远程办公不方便盖章、处理书面文件”。但眼下为了抗疫，日本正在酝酿一场基于信息技术的“电子印章风潮”，不少企业开始撤销书面合同，改签电子合同。
2、无助和孤单
有人更多看到的是“无常”，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助和孤单。
43岁的小林惠里子对“自杀”这个沉重的词并不陌生。在22岁的时候她曾因为难以承担东京的房租和生活开支而自杀。如今，她在一家非政府组织找到了稳定的工作，还出书谈了自己的心路历程。
但过去这一年，新冠病毒正在带回她曾经感受到的压力。“我的薪水被削减了，我看不到隧道尽头的曙光。”小林对CNN记者说，“我经常感到一种危机感，我有可能重新陷入贫困。”
在日本，自杀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社会问题，而是许多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的最后黑色出口。据统计，日本人自杀主因是健康问题、经济和生活问题以及家庭纠纷。
京都一家企业，空荡荡的办公场所。来源：GJ
而疫情之下，失业、社会孤立等问题让近年来一度下降的日本自杀率大幅上升。过去一年，警察厅统计数据显示，日本自杀率从6月开始骤升，10月上升至88.6％，主要以女性为主。去年11月，日本自杀人数就已高达19225人，远超新冠肺炎死亡总人数。
小林说，她的许多朋友都被解雇了，“在这里，当发生坏事时，弱者首先被抛弃。”
但一些世人眼中“命运的宠儿”也选择了告别人世。去年可谓日本演艺圈的多事之秋，知名影星三浦春马、竹内结子先后疑因自杀身亡。在新冠疫情仍然反复的日本，鲜活生命的逝去，像投入平静水面的一枚炸弹，激起无法预知的涟漪——自杀，这个顽固的社会问题再次触动日本人心弦。
自杀身亡的竹内结子（左）和三浦春马。来源：GJ
没有人能预知，愤怒、悲伤、矛盾和压力等负面感知，究竟是如何压垮一个人。处在崩溃边缘的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心境。调查显示，日本女性受疫情影响相对较大。日本自杀预防中心代表董事清水靖之说，“在新冠疫情大暴发期间，女性的焦虑与面临的问题有极大的可能会加剧。经济与就业困难、抚养孩子与家庭暴力等因素都有可能是导致女性自杀率上升的原因。”
更痛苦的可能是无人可倾诉。“别人知道你的弱点是可耻的，所以你把所有东西藏起来，然后忍受。”小林谈到了日本的耻感文化，“我们需要营造一种可以显示自己的软弱和痛苦的文化。”
疫情，还让日本社会中的一些裂痕更加明显。比如，非正式雇佣问题。
十多年来，日田节子一直在东京地铁贩卖亭里工作，但始终只是一名非正式员工。去年疫情疫情，她等到了一个迟来却并不令人愉悦的判决——最高法院认为，她的雇主没有义务向她提供与正式员工一样的退休金。在知道同事获得的年度奖金是她的四到五倍后，她于2014年提起诉讼。
疫情之下不少日本公司开始裁员，非正式员工首当其冲。数据显示，日本女性劳动力中有超过一半是非正规雇员。日本法律规定，公司在对待员工时应避免“不合理”的差异，但是该术语的含义并不明确。疫情之下的这一纸判决让日田感慨，“我们都是一次性的（员工）。”
3、离开大城市
有人挣扎在“无常”中，也有人重塑新的“日常”。
一些日本人在大流行中重新审视了自己的工作，开始追求更平衡的生活。离开东京，离开大阪......离开大城市的风潮悄悄兴起。
去年春天，当新冠病毒爆发导致大米和方便面从东京超市货架上消失时，36岁的冈田薰决定离开。他选择定居在中部城市长野县佐久市，距东京约160公里。他依旧做着在线零售和出口业务，同时在共用农场种植蔬菜和水稻。冈田告诉路透社，“靠近食品生产中心并与农民保持联系，给了我安全感。”
41岁的糕点师南条美耀也离开了东京。她计划今年春天在长野县松川镇开设一家咖啡馆。南条是一名单身妈妈，带着三个孩子。去年夏天，她工作的糖果店因疫情关闭、在卡车制造厂工作的儿子也失业后，她从东京搬到了长野县。南条觉得自己是幸运的，“我得以重新开始。没有必要坚持东京，那里有很多人、很多人自杀。”
冈田和南条不是个例。一份创纪录的数据显示，去年9月有30644人搬出东京，同比增长12.5%，而迁入东京的人数为27006人，同比下降11.7%。这在东京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
大流行也在重塑日本公司对于工作方式的观念。日本人力资源公司Pasona Group首席执行官南部靖之去年9月表示，将在2023年前把总部和1200名员工迁至日本西部的淡路岛，那里是他的家乡。
“与东京白领相比，职业生涯同样具有挑战性。但你可以在风景如画的岛屿上骑车去办公室，在海边度过一个周末，沉浸在大自然中或在温泉中放松身心。”他认为，随着公司和员工改变他们对工作和生活平衡的观念，这种趋势将继续下去。
“我没有做过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些其实只是多年来必不可少的事情。”南部对《华盛顿邮报》说，“现在，就目前的大流行而言，这几乎是必需的。这是疫情给我们带来的社会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