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站在又一个抗疫的关口，日本首相菅义伟将于7日决定是否宣布东京都和周边3个县进入紧急状态。
生活在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日本人本应处变不惊，但眼下心情越来越复杂：熟悉的“日常”恐怕短期内难以再回。从抗疫到工作，乃至于他们熟悉的社会和国家，都被疫情深刻改变和重塑着。
图说：日本街头的上班族。纽约时报
居家办公渐兴起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居家办公对日本社会来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但现在这一趋势正在成为新的“日常”。
“起初这令人困惑，但对像我这样忙于工作和抚养孩子的人来说，远程工作是个不错选择。” 37岁的大谷真理子是一名品牌营销人员，也是2岁和4岁儿子的母亲。以前她每天通勤要花两小时以上，现在她很少去办公室，大部分在家工作，每周在附近社区使用一间共享办公室。
“虽然在家工作，但可以与家人共度时光，这给了我适当的心理平衡。”大谷相信，远程工作将成为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重要的不是在哪里工作，而是如何工作。”
大谷是幸运的，但这一年来也有不少日本人发现居家办公没那么容易。这不仅因为数字化进程在日本的滞后，还出于日本社会强大的传统和习惯。
网络经济研究机构“东京商工”去年7月对14300家日本公司调查后发现，尽管政府呼吁控制病毒传播，但仍有42％公司从未实行过居家办公。日媒报道指出，即便是去年春天“封城”期间，东京的通勤火车仍然挤满人，许多公司的做法似乎没有什么改变。
“在这个国家，你仍然必须亲自露面。”有美媒感慨。日本的工作文化要求不断面对面互动，“盖章文化”也让一些上班族不得不奔波于公司和家之间。调查显示，没有远程办公的日本企业中，77%企业认为最大的理由是“远程办公不方便盖章、处理书面文件”。但为了抗疫，日本正在酝酿一场基于信息技术的“电子印章风潮”，不少企业开始撤销书面合同，改签电子合同。
图说：京都一家企业，空荡荡的办公场所。GJ
自杀率大幅上升
但也有人更多看到的是“无常”，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助和孤单。
43岁的小林惠里子对“自杀”这个沉重的词并不陌生，22岁时她曾因难以承担东京的房租和生活开支而自杀。如今她在一家非政府组织找到了稳定的工作，还出书谈了自己的心路历程。
但过去这一年，新冠病毒正在带回她曾经感受到的压力。“我的薪水被削减了，我看不到隧道尽头的曙光。”小林说，“我经常感到一种危机感，有可能重新陷入贫困。”
疫情之下，失业、社会孤立等问题让一度下降的日本自杀率大幅上升。数据显示，仅去年1至11月，日本自杀人数就接近2万人，远超日本累计新冠死亡总人数。
图说：自杀身亡的竹内结子（左）和三浦春马。GJ
调查显示，日本女性受疫情影响相对较大。日本自杀预防中心代表董事清水靖之说：“疫情期间女性的焦虑与面临的问题有极大可能会加剧，经济与就业困难、抚养孩子与家庭暴力等因素都可能是导致女性自杀率上升的原因。”
更痛苦的可能是无人倾诉。“让别人知道弱点是可耻的，所以你把所有东西藏起来，然后忍受。”小林谈到日本的耻感文化，“我们需要营造一种可以显示自己的软弱和痛苦的文化。”
疫情也让日本社会中的一些裂痕更加明显，比如非正式雇佣问题。
十多年来，日田节子一直在东京地铁贩卖亭里工作，但始终只是非正式员工。在知道正式员工的年度奖金是她的四到五倍后，她于2014年提起诉讼。去年疫情期间，她等到了判决——最高法院认为，她的雇主没有义务向她提供与正式员工一样的退休金。
非正式员工在疫情之下的裁员中首当其冲，而日本女性劳动力中有超过一半是非正式员工。虽然日本法律规定公司在对待员工时应避免“不合理”的差异，但是语焉不详。这一纸判决让日田感慨：“我们都是一次性的（员工）。”
悄悄离开大城市
有人挣扎在“无常”中，也有人重塑“日常”。一些日本人重新审视自己的工作，开始追求更平衡的生活，离开大城市的风潮悄悄兴起。
去年春天，当疫情暴发导致大米和方便面从东京超市货架上消失时，36岁的冈田薰决定离开。他选择定居在中部城市长野县佐久市，依旧做在线零售和出口业务，同时在共用农场种植蔬菜和水稻。他说：“靠近食品生产中心并与农民保持联系，给了我安全感。”
41岁的糕点师南条美耀也离开了东京，计划在长野县松川镇开一家咖啡馆。 南条是一名单身妈妈，带着三个孩子，在她工作的糖果店因疫情关闭，在卡车制造厂工作的儿子也失业后，从东京搬到长野县。南条觉得自己能重新开始是幸运的，“没有必要坚守东京，那里有很多很多人自杀”。
数据显示，去年9月有30644人搬出东京，同比增长12.5%，而迁入东京的人数为27006人，同比下降11.7%。这在东京历史上是创纪录的。
疫情也在重塑日本公司对工作方式的观念。人力资源公司圣保那人才服务集团首席执行官南部靖之表示，将在2023年前把公司总部和1200名员工迁至淡路岛，那里是他的家乡。他认为，随着越来越多公司和员工改变关于工作和生活平衡的观念，这种搬迁趋势将继续下去，“这是疫情给我们带来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