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纪德首先是那个拒绝了普鲁斯特的书稿而后又一生追悔不已的人，其次是那个写了《访苏归来》并马上公之于世的人，然后才是那个写过《伪币制造者》等许多小说的小说家。而在前两件事上，他都表现出了相似的敢于自我否定的勇气。前者在《亲爱的马塞尔》一文里已有所涉及，这里只简单地说一下后者。
青年纪德
1936年夏，为参加高尔基的追悼会等，纪德访问苏联，并参观了各地。当年11月，他出版《访苏归来》一书，叙述访苏期间的所见所闻，既热情歌颂了苏联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不惮指出其种种问题和自己的隐忧。该书当年即狂销十万册，轰动一时，并招致左翼的猛烈批判。罗曼·罗兰也参与其中。他一年前访问过苏联，撰有《莫斯科日记》，但要求尘封五十年，身后才能公之于世。苏联作家爱伦堡曾与纪德关系密切，甚至连他的狗都喜欢纪德，却为此而骂纪德“只不过是一只螟蛾”。此事过去以后很久，他还一直耿耿于怀：“纪德于1936年来到苏联，他无保留地赞美一切，但回到巴黎以后，却同样无保留地责备一切。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别人的心是摸不透的。”
对于这种“反复无常”的指摘，纪德自己有过明确的解释：“一个人如果始终固执己见，那多半有丧失真诚的危险……如果我一开始就弄错了，那么我最好尽早地承认，因为我要为错误的后果负责。在这种情况下，是没有自尊心可言的，再说我也很少有自尊心。在我看来，有好些比我自己、比苏联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类，人类的命运和人类的文化。”他写《访苏归来》时是这样，当年对普鲁斯特也是这样。他的这番解释，曾感动过横光利一，也感动了我。
其实，《访苏归来》里的批评即使现在看来一点都不过分，但在写作当时想必他也是心理压力巨大的。“那里有好的也有坏的。我应当说，有极好的也有极差的。成绩往往是花了巨大的努力才取得的；而努力并不一定总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有时候可以说：还没有取得。有时候，极差的伴随着极好的；简直可以说，极差是极好的结果。往往顷刻之间，光明就变成了黑暗。”如此绕口令似的车轱辘话，说明他写作时该有多费力啊！爱伦堡责备他“对他以知名旅行家的身份走马观花地看到的苏联社会的缺点作十分浅薄的批评”，可历史证明在这件事情上浅薄而该受责备的反而应是爱伦堡自己吧。
巧得很，在赴莫斯科的火车上，纪德曾被横光利一看见，还被他记在了日志里。“晚上九时，在餐车上遇见纪德。”（《欧洲纪行·八月十二日》）“餐车又见纪德。”（《欧洲纪行·八月十三日》）后来在《人之研究》一文中，横光利一又详述了此事，描绘了纪德的长相，发表了一大通议论。当时日本正流行着纪德，所以他对纪德是仰慕的。时年六十七岁的纪德，在他眼里还不到五十。对于《访苏归来》，日本的反应也很迅速，翌年初的《中央公论》1月号上，便刊登了日译文。已经回到日本的横光利一，本来担心纪德会否迷失理性，但看了《访苏归来》后就放心了。当时许多人也抱有同样心理。然而讽刺的是，看纪德时眼光犀利的横光利一，看本国的事情却毫无理性可言。在这方面，他远逊于其前辈永井荷风。
爱伦堡怀疑没有任何人爱纪德，但西尔维亚·比奇肯定不会同意，她认定纪德是个大好人，因为他一直是莎士比亚书店的朋友和支持者，1936年还发起过拯救书店的活动。在其回忆录《莎士比亚书店》里，她特辟了“我们亲爱的纪德”专节。相比爱伦堡的“螟蛾”说，她更能理解纪德的特立独行：“纪德以刚果为题材的作品也没有得到官方认可，但他并不关心官方或公众怎么想，不管是在俄国、在殖民地，还是在自己家里，他都只说自己想说的话。”所谓“在俄国”云云，即指《访苏归来》吧。
卢森堡公园的东门外，是爱德蒙·罗斯当广场（以《大鼻子情圣》作者的名字命名），纪德就出生在该广场2号（原美第奇街19号）。虽然我曾无数次路过那个广场，可也是很久以后才知道此事的。知道后再路过就不免时常张望，可毕竟不知道具体是哪间公寓。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曾经有个小男孩从那道门里走出来，成长为当年西方文化界的一面旗帜，也以其良知和勇气影响了东方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