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失业青年布瓦吉吉在遭执法人员粗暴对待后选择自焚，不治身亡。这引起了突尼斯全国性的抗议示威活动，并导致执政23年之久的总统本·阿里下台。这一被称为“茉莉花革命”的事件迅速在阿拉伯地区引起连锁反应。民众纷纷走上街头，呼喊“面包”“自由”“尊严”的口号，要求政府立即回应或进行系统性变革。所有阿拉伯国家均受到冲击，共和制国家所受影响更大。这一历史性的事件被称为“阿拉伯之春”。
弹指一挥，十年已逝，第二个十年已然开始，然而阿拉伯世界的春天依然遥远，阿拉伯人的寻路历程依然艰难。
归根结底，治理问题
问：十年前的“阿拉伯之春”究竟是如何爆发的？推动它的内在动力是什么？青年、社交媒体、外部力量等因素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
答：这些问题乍一看答案似乎已经明了，然而仔细一想却又不易回答。总的来讲，从西式民主视角理解“阿拉伯之春”的爆发显然有问题，强调社交媒体的作用似乎也未抓住问题的实质。我们还是要将“阿拉伯之春”的爆发放到历史长河中去观察，并回到阿拉伯国家发展的历史情境中去理解。
图说：一朝怒吼过后，留给阿拉伯的是希望破灭，一地鸡毛。 GJ图
“阿拉伯之春”爆发之前的十年间，阿拉伯国家的治理状况呈现整体退步的态势。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收录了1996年以来全球215个国家在话语权和责任、政治稳定性和不存在暴力、政府效力、规管质量、法治、腐败控制这六大治理维度的数据。观察发现，受“阿拉伯之春”冲击最为严重的埃及、利比亚、突尼斯、叙利亚和也门五个国家，在2000年到2009年期间，它们只在规管质量和法治两个领域状况略有好转，但得分仍偏低，而在另外四个领域均出现下滑趋势。事实上，阿拉伯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复合型治理危机是“阿拉伯之春”爆发的深层次结构原因。
阿拉伯国家，尤其是共和制阿拉伯国家，是怎样一步步陷入“阿拉伯之春”之前的复合型治理危机的呢？现代阿拉伯国家的治理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阿拉伯世界盛行的是从殖民时期继承的自由寡头政治体制，王室和地主等传统精英主导国家治理，造成内部腐败和外部依附，这引起了中小资产阶级的不满。最终，代表中产阶级力量的军官在民众支持下推翻传统统治。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阿拉伯世界进入革命期。军官推翻旧政权后往往建立军人共和国，并采取“集权赶超型”现代化战略，包括建立威权政治体制、实行国家主义经济战略和大众主义社会政策。然而，这种国家治理模式导致官僚机构臃肿、社会缺乏活力和效率、国家缺少储蓄和外汇等问题。阿拉伯国家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惨败，标志着这种国家治理模式的失败。从1980年前后开始，阿拉伯国家在维持威权政体的基础上，陆续采取欧美倡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政府减负型”社会政策。这种国家治理模式的最终结果是国家资产阶级和大私人资本家垄断国家权力和财富，而广大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不断被边缘化，社会不平等逐渐加剧，贫富分化日益严重。阿拉伯中下层民众对于政府的治理模式不满已久，而日益僵化的政治体系又无力回应民众的合理诉求。2010年底，布瓦吉吉自焚的“星星之火”迅速蔓延成阿拉伯民众抗议的“燎原之势”。
与此同时，青年、社交媒体和外部力量在“阿拉伯之春”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第一，青年是“阿拉伯之春”的重要主体。阿拉伯国家青年受教育程度高，但失业率高、获得感低，同时又有年轻人易情绪化和容忍度低的普遍特征，这是他们成为抗议先锋的重要原因。第二，社交媒体促进了“阿拉伯之春”中的抗议动员。“脸书”“优兔”等社交媒体推波助澜，网络动员刺激民众参与抗议的动机，消解民众参与抗议的障碍，增大民众参与抗议的机会。第三，美欧长期对阿拉伯国家的渗透推动了“阿拉伯之春”。美欧借助所谓的“民主”类非政府组织和基金会，在阿拉伯世界筛选、培训、资助亲西方的政治活跃分子，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后迅速予以支持，并影响阿拉伯国家政治走向。
“春”还是“冬”？辩证看待
问：十年后回看“阿拉伯之春”，它究竟给阿拉伯世界留下了什么？
答：关于“阿拉伯之春”的遗产问题，不同人群在不同时期的看法并不一样。
起初，多数西方人和部分阿拉伯人对“阿拉伯之春”欢呼雀跃，认为这是民主的胜利、民众权力的体现、阿拉伯人的新觉醒。似乎阿拉伯人就此找到了通往幸福生活的钥匙。但随着叙利亚、利比亚、也门三个发生剧变的国家陷入内战，埃及和突尼斯转型艰难，“伊斯兰国”组织趁乱崛起，难民潮冲击欧洲，人们对“阿拉伯之春”的看法逐渐悲观，诸如“失败的民主尝试”“阿拉伯之冬”“悲惨的失败”等消极评判不绝于耳。近两年，针对过分悲观看待“阿拉伯之春”的趋势，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诺亚·费德曼等一些欧美学者呼吁重视“阿拉伯之春”的积极意义。针对这些不同声音，辩证看待“阿拉伯之春”的遗产或许更可取。
“阿拉伯之春”的遗产主要包括：第一，阿拉伯国家经受全方位冲击，并被迫进行新一轮调整。“阿拉伯之春”冲击了多数阿拉伯国家既有的治理模式、政治体系、经济战略、社会观念等。由于政府回应的策略、社会结构的特征、外部干预的程度差异，不同阿拉伯国家走上了不同道路，或进行改革，或发生转型，或陷入战乱。同时，受“阿拉伯之春”的影响，阿拉伯国家普遍更加重视民生问题和应对民众不满。
第二，阿拉伯青年的政治意识被彻底激活。“阿拉伯之春”冲垮了中东地区的传统“社会契约”，即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换取民众的政治忠诚。与之前相比，中东民众，尤其是青年不再选择沉默。2018年、2019年在阿尔及利亚、苏丹、埃及、伊拉克、黎巴嫩爆发的大规模民众抗议表明，阿拉伯国家的青年越来越倾向于通过街头抗议来表达不满。
第三，阿拉伯世界不断碎片化和虚弱化。22个阿拉伯国家依托广阔幅员、众多人口、丰富资源、民族团结，长期是全球格局中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受“阿拉伯之春”和其他因素叠加冲击影响，多数阿拉伯国家和阿拉伯世界整体呈现出绝对实力和相对实力不断下降的趋势，主要表现在阿拉伯国家越来越难用同一个声音说话。阿拉伯世界从中东地区的主角沦为配角，阿拉伯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秩序重塑过程中影响较小。
第四，阿拉伯地区安全局势进一步恶化。“阿拉伯之春”破坏了阿拉伯国家的政治权威，冲击了阿拉伯民族国家体系。阿拉伯地区的宗教认同和部落认同上升，教俗之间和教派之间斗争激烈，极端思潮和极端组织沉渣泛起，联盟对抗和代理人战争愈演愈烈，地区传统安全形势十分脆弱。此外，阿拉伯地区的粮食安全、水资源安全、环境安全、性别安全、网络安全、卫生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也更加凸显。
平衡关系，转型复兴
问：对比“阿拉伯之春”前后，哪些因素影响着阿拉伯国家的转型复兴？新的十年已经开始，阿拉伯世界的发展究竟该向何处去？
答：对比“阿拉伯之春”前后的状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阿拉伯国家的治理水平、经济发展状况、民众生活质量并没有多大改善，在部分国家还出现明显下滑。阿拉伯国家发展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
第一，国家现代化进程缓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低。一方面，阿拉伯世界现代民族国家构建时间短，政府看似权力较大，但国家能力实则虚弱。国家的资源汲取能力、战争能力、基础设施能力均不高，这导致国家治理能力不足。另一方面，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水平较低，政府沦为部分精英或群体攫取私利的工具，导致裙带主义、腐败现象、政治排斥主义和暴力冲突盛行。
第二，国家创造财富能力弱，社会分配机制不公。阿拉伯国家工业化水平整体较低，不少国家的经济主要依赖石油、旅游、侨汇等，属于典型的“食利经济”。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团队2019年的研究指出，中东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地区，10%的人占有62%的财富，而50%的穷人只占有9%的财富。2018年，阿拉伯国家极端贫困人口占比高达五分之一，失业率和青年失业率分别为10%和22%，这些数据都高于2009年的水平。
第三，西方大国长期干预地区事务，破坏了阿拉伯国家的自主发展进程。一是欧美大国长期出于能源、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考虑干预阿拉伯事务，破坏了地区和平与稳定。二是欧美国家基于“西方中心主义”和“西方优越论”，强行在阿拉伯世界推行西式制度和话语，阻碍了阿拉伯国家探寻自身发展道路的努力。三是阿拉伯国家依附于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其经济被锁定在全球产业链下游位置，经济边缘化、贫困化处境明显。
十年前，“阿拉伯之春”中的民众怀着“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豪情与壮志。十年后，阿拉伯世界充斥着对“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失望与无奈。
整体来讲，阿拉伯国家的前景在于能否处理好稳定、改革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阿拉伯国家需要不断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增强政府回应性，实施可持续经济发展战略，解决青年就业等社会问题，排除外部干扰，但这些都不可能简单实现。设想十年后的今天，阿拉伯人是依旧困在寒冬，还是逐渐走向春天，这个试卷只能由阿拉伯人自己作答，并供由历史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