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以来，我国人口发展发生重大的历史性转向，人口国情也出现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新特征，突出表现在人口发展形势呈现出数量、结构、质量、分布等多方面交织交错的新格局。立足人口新国情，展现以人口研究推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新担当，推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的人口理论体系的新成长点。构建适应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国家治理需求的人口研究综合体系，成为人口学界的新使命。
新时代人口新国情的主要特征
人口始终是国家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要素，人口规模、结构、分布、素质等要素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重要国情。总体而言，新时代中国人口新国情的主要特征包括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人口规模呈现增幅减少、增速缓慢的新态势。“十三五”期间正值生育政策调整的生育高峰期，当二孩补偿性生育的累积释放完毕，出生人口数量逐渐回落。受育龄妇女规模缩小、生育意愿持续下降等因素长期累积影响，“十四五”时期我国人口规模虽然保持增长态势，但增幅将持续缩减，甚至将经历从增长到下降的重大转折，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人口规模在整体上呈现出明显的低速惯性增长特征。同时，随着国家生育政策直接干预能力的下降，家庭内部约束将逐步取代外部控制，成为影响我国未来生育水平的关键因素，国家将逐渐转向以降低养育成本、减少工作与家庭冲突、改善医疗卫生服务等措施对家庭提供抚育支持。
第二，人口结构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十三五”时期的生育政策调整仅带来出生人口规模短暂的回升，但未改变长期的发展趋向。“十四五”时期，我国出生人口规模、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将加速下降，人口红利进入下行通道。老年人口规模、家庭户规模、总抚养比将大幅提升，2020年后，我国将从老龄化社会逐渐进入中度老龄型社会，并预计于2035年前后迈入超老龄社会，少子化、高龄化、空巢化与老龄化等问题并存，对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提出了更大挑战。与此同时，适婚人群的婚恋心态逐渐转变，离婚率、初婚年龄、同居率呈现上升趋势，与低生育意愿叠加后，造成平均家庭户规模下降，家庭户数量将持续增长，且增速将高于人口增长速度，加剧空巢家庭等问题。
第三，经济转型遭遇人口素质提升的新难题。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国家财政大规模投资基础教育及高等教育的积极效应逐渐显现，我国人口素质与人口质量不断改善，为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一定的人力资本基础。但现阶段，我国人口整体素质仍显著低于社会发展水平，人口质量提升速度也滞后于经济发展速度，就业人员中低教育水平人口占比仍然较高，加剧了数量型人口红利消失对经济社会造成的消极影响。未来如何更全面深入地提高人口教育和健康素质，以弥补人口红利下行的负面导向，是人口研究与政策构建亟待进一步解决的新议题。
第四，人口区域性不平衡问题出现新动向。受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情况影响，我国人口持续向超大城市集聚，人口发展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城镇化发展不平等、人口分布和公共资源配置不均、城市生态恶化和城市病频发等问题仍然突出。随着城镇化深入推进和流动人口猛增，单个“人口流动”事件逐渐扩展至群体性的“流动人口”问题，人口迁移、流动与社会融合成为人口研究的关注重点，并逐渐深入到大规模人口流动背景下的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
共担人口研究新使命
与其他学科研究相比，人口研究更加关注现实问题，强调从动态、变化而非静止、僵化的视角审视人口发展形势的新动态、新机遇。因此，面对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人口研究应坚持适合中国国情的人口发展道路，与时俱进发展本土化的研究话语体系，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的人口治理思路创新和重大人口战略转变。
第一，重构适合中国人口新国情的人口研究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我国作为现代化后发国家，人口问题与西方国家存在明显不同，具有独特的生产与再生产规律，并呈现出规模大、转变快、问题复杂等特征。同时，我国人口现象和人口问题还具有独特的文化和制度背景，表现出很强的实践性、系统性和针对性，与我国本土人口政策实践紧密结合。
为更好地回应人口发展新需要，人口研究应重新审视新时代研究定位，减少对西方理论的路径依赖，创新人口治理思路与治理理念，植根于人口转变规律与中国国情，立足中国研究语境，在本土人口实践中提出学术性命题，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转变及治理理论。只有深刻认识中国国情并深刻洞悉人口发展规律,才能提出符合我国现阶段具体情况和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的本土化理论话语体系，更好地推动人口理论及方法创新。
第二，强化人口研究的跨学科融合，以互通创造发展新机遇。人口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全局性、长期性和关键性因素，其发展新转向的影响不止局限于人口领域，而是广泛作用于国家经济社会稳定、居民生活质量改善等多个面向。因此，我国人口研究应与政治、经济、医疗、技术等多领域不同学科交叉渗透、有机结合，调整自身功能定位，培养具有人口学和其他学科知识的研究人员，推动综合理论体系构建，从而更好地预判未来治理风险，转危为机，孕育发展新动能。
第三，充分发挥人口研究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智库作用。人口研究作为顶层设计的直接决策参考和技术支持，未来需要在积极应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上探索更多新思路，强化研究整体思维，认识到人口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着眼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通过中长期的分析和预测，更好地应对新时期人口考验和挑战。同时，由于中国人口治理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征，人口研究还应关注基层对人口治理多元化新途径的探索，以基层人口实践呼应宏观设计，减少政策割裂，实现顶层人口制度建构和基层人口治理实践的良性互动和有机联系，切实提高中国人口研究能力与治理水平，更好地以智库建设推进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有效预判和防范社会重大风险问题，推进人口问题科学决策，高效实施人口相关政策，合理优化人口决策机制和实现科研成果落地转换。
第四，推动中国语境下的调查数据整合和分析方法创新。人口研究强调量化分析和实证研究，分析方法与技术的创新具有重要意义。人口分析技术是利用现代数学、系统工程和电子计算机等现代理论和研究手段，整理和分析各种人口调查数据，从而对人口现象及其与经济、文化和社会的联系进行分析和研究的科学。面对我国人口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人口研究不应流于纯理论视角，而应关注人口运行和发展过程中的整体状态、约束条件及治理机制，重视调查数据的作用，完善人口调查方法，整合各部门调查数据，构建数据开放共享平台，提高运用研究成果来化解未来人口矛盾和风险的能力，以时代化、创新化、操作化为原则，提升人口研究的应用性，从而积极适应和主动应对人口发展新问题。此外，还应进一步创新人口分析技术方法，利用新兴技术手段整理人口调查数据，探索大数据技术在人口研究中的应用，实现对人口现象及其与经济、文化和社会的联系的深入理解。
总之，我国人口形势正处于转折性变化的重要时期，新冠肺炎疫情作为突发性因素，也将对人们的生育、死亡、迁移等产生影响，从中长期看，我国人口发展矛盾交织，一系列问题的叠加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因此，立足人口新国情，把握人口研究新成长点对学科发展带来的新契机，调整人口研究的理论路径和分析方法，尤其是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诠释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对顺应人口变化趋势、构建适应发展形势的相关政策、实现前瞻性谋划应对，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