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有美国官员在疫情、香港等问题上向中国“甩锅”、施压。事实上，他们更应该关注美国自身，关注美国国内丛生的乱象。不管是去年白人警察“跪杀”非洲裔平民的弗洛伊德事件，还是近期美国发生抗议者冲击国会事件，这些乱象的成因，固然涉及美国大选这一特殊时期、百年未遇之疫情这些偶发因素。事实上，乱象暴露出的更是美内部深层次矛盾和结构性问题。
政治制度问题充分暴露。疫情袭来，需要中央政府做出重大科学决策，地方政府支持和配合——异常严峻的疫情现状证明，联邦制国家美国没能做到这些。曾信奉西方民主制度的知名学者福山，近年来逐渐对自己的立场产生怀疑，甚至直言美国已经进入制度的“衰败”。
两党斗争不断加剧。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针锋相对呈现愈演愈烈的态势。去年以来，受到疫情和大选双重因素刺激，精英层面的极化加速向社会层面传导。美政客利用极化为自己收割政治资本，更加重美国社会的撕裂。
经济鸿沟难以弥合。美国已经沦为贫富分化最严重的西方国家。美国人口普查局去年的统计数据显示，过去50年来，美基尼系数一直在稳步上升。不平等现象在疫情期间进一步恶化，收入最高的三分之一工作岗位恢复较快，而收入最低的三分之一工作岗位比疫情暴发前减少16%。美国不同地域之间也日渐隔阂。东西海岸地区和内陆地区在经济结构上差异明显。前者依托金融、IT为支柱的服务业，更多得益于全球化。后者仍以农业、制造业、采矿、建筑等产业为主，奉行“美国优先”。经济差异还衍生出不同的政治倾向，令鸿沟更难跨越。
社会矛盾积重难返。弗洛伊德事件在全美多地点引发示威抗议活动并持续较长时间。其实，美国屡屡发生警察针对少数族裔暴力执法事件，种族主义问题是美社会痼疾。同时，美国社会还长期存在阶级固化、性别歧视等多重问题。弗洛伊德事件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
上述多重问题相互交织，是美“病症”背后的根源。然而，美政客往往刻意忽视这些结构性矛盾，谋求短期政治私利而无意解决棘手的深层次问题，甚至会故意利用分歧和矛盾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与此同时，面对问题集中爆发，美政客选择用“甩锅追责”的方式掩盖疫情，借干涉他国内政和疯狂的军事行动来转移国内注意力，将意识形态之争用以掩盖美自身制度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