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1月1
日）上午9点不到，国家图书馆外文部主任顾犇发来微信说，沈昌文先生走了。我顿时愕然，随即给沈公的至交、弟子俞晓群打电话询问详情，他告诉我，沈公昨天感到身体有些不适，所以晚上早早睡了，今天清晨6点时，女儿去他房间看他，才发现他已在睡梦中安然离世。
朋友们都说，对于一位90岁的老人，这样驾鹤西去是一种福报，我当然也觉得宽慰，不过，我为自己没能实现一个愿望而深感遗憾。沈公自称是个“吃货”，而且还是一个“上海吃货”，所以，我每每请他吃饭，点的都是上海本帮菜。沈公出生在上海，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多年，深度浸润于海派文化，所以在他身上有许多上海人的特质，即便在饮食这等事上，虽说他后来进京工作，却也一直保留着上海人的口味。比方说，北方人好喝白酒，但沈公只喝啤酒；北方人嫌吃蟹麻烦，可沈公对大闸蟹却情有独钟。我本来已经想好趁1月14日去北京参加全国图书订货会之际，请他喝一次啤酒，吃一次大闸蟹的，无奈因为疫情，订货会延期举行，我的愿望落了空。不过，我想，总还是有机会的，哪怕过了吃蟹季，啤酒还是源源不断的，不料，他却骤然间悄无声息地走了，我再也不能跟他吃饭聊天了。
去年12月本文作者与沈昌文先生
很多年前，顾犇带我第一次去见沈公的时候，他约在了雕刻时光咖啡馆，这很能显出他的独具匠心，因他知道我和顾犇都是上海人，上海人是爱喝咖啡的。后来，我和他熟了，也就开始在北京和上海两地约饭了。沈公喜欢吃的都是地道的上海菜，草头圈子、水晶虾仁、八宝辣酱、红烧蹄髈……一边吃一边听他讲在上海生活时的趣闻轶事，总会笑到大喊肚皮痛。他说他当年在上海一家银楼做小伙计时，老板一家是宁波人，爱吃臭的东西，而检验臭的标准是看有没有长蛆，长了蛆才算臭得够了，才可以食用。老板娘规定，每次从臭缸里取出食物必须先送给她看，她边念《往生咒》边把蛆虫挑出，然后把食物分给大家吃，一开始他还吃不惯，过了五六年后，他也非臭不食，视为天下美味了。
事实上，不要以为沈公真是一个只图口舌之快的饕餮之徒，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作为一个有使命感有事业心的出版家，他的“吃喝经”是他的实干精神的写照。他在当三联书店总经理和《读书》杂志主编时，总是要求编辑能够“吃吃喝喝，拉拉扯扯”，就是要求编辑要有粘功，对看中的著译者要缠住不放，并在工作餐的饭桌上将组稿之事搞定，回到办公室就能签订合约。其实，沈公最钟意的并不是山珍海味的奢侈酒席，而是街边角落的小馆子，因为他认为这才可能吃出一些文化意味来。沈公有一金句：“我最喜欢在脏兮兮的餐馆，吃脏兮兮的小菜”。这个“脏兮兮”，不是真的脏，指的是乡土气和家常气。
去年12月沈昌文外出就餐
沈公的“吃喝经”还是他豁达人生观的写照。因为他有肝病，他的做医生的妻子白大夫便限制他的饮食，不让他多喝啤酒，也不让他多吃大闸蟹，可沈公常常口头答应，行动上却不执行。有一次，我请他吃饭，白大夫派她女儿沈懿来做监管，说好最多只能喝一瓶啤酒。沈公故意大声地跟我说，今天客人不少，多叫几瓶啤酒也无妨，不过，我台面上只能有一瓶，不然女儿就交不了差了。只见沈公把一瓶啤酒放在自己手边，然后在我面前也放上一瓶，结果，他的那瓶倒是还满着，可我的一瓶不一会便喝完了——原来他使了一个计谋，他知道我不喝酒，却故意放上一瓶，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一直喝着我的那瓶啤酒。去年12月9日，沈懿给我们发来了沈公当天在餐馆吃饭的照片，我们看了都很高兴，虽然他看上去消瘦了不少，但面对一桌菜肴还是面露微笑，让人放下心来。那天，他还是喝了啤酒，但只喝了一瓶。让我稍感安慰的是，我没能让沈公吃上大闸蟹，但去年9月，沈公在家里过九十大寿生日时，他的另一位至交好友陆灏特意从上海快递去了大闸蟹，沈公吃后说，他心满意足。对于生死，沈公看得很开很透，他曾嘱人给他写过一幅字，上面录有唐代文学家裴度之言：“鸡猪鱼蒜，逢着便吃；生老病死，时至即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