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国的互联网行业，经历了冰火两重天”在不久前举行的复旦管理学新年论坛上，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系教授卢向华阐述了这样的观点。
去年初，因为疫情，互联网越来越“火”。阿里支付宝团队只花了7天就开发出健康码项目，并快速推广到全国。腾讯会议前后十几次大更新，以支持远程会议需求。百度AI多人体温快速检测，从研发到上线也就花了一周多。其他互联网企业也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极速扩张在线生鲜、在线医疗等民生相关的业务，集中上线在线教育、在线办公等，很好地解决了疫情下的民生民计问题。
随后，上海发布《促进在线新经济发展行动方案》，启动“五五购物节”；北京市发布《关于加快培育壮大新业态新模式的若干意见》……这些政策的背后，是政府看到了在线新经济在带动新一轮GDP增长上的重要意义，都希望借助数字化、智能化等等手段来加速复工复产，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上海的很多企业，比如bilibili、小红书、叮咚买菜、盒马等纷纷迎来新一波快速增长。
然而，互联网企业头顶光环的日子似乎很快就到了头。9月，一篇名为“困在系统里”的报道，把美团推上了风口浪尖；11月，《反垄断法》被重新提及，若干企业因此被“敲打”；12月，人民日报发表评论，互联网巨头应在科技创新上有更多担当，有更多追求，而不应只盯着几块钱的小菜；12月24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入驻阿里巴巴调查反垄断行为。
为什么短短一年期间，互联网企业就从一个抗疫救世的科技英雄快速跌落神坛，成为被监管的重点对象了呢？卢向华认为，本质上是科技带来的效率提升速度过快与人类认知改变速度非常缓慢之间的冲突。
英国科幻作家道格拉斯·亚当斯总结过科技三定律，其第三定律说：“任何在我35岁之后诞生的科技都是违反自然规律要遭天遣的。”虽然有夸张的成分在，却特别能反映人的认知其实是很难被改变的这一事实。
互联网行业的矛盾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在2020年开始激化的？卢向华举例，大众点评网最初只是简单聚合了大家对餐饮的一些点评，但随着信息越来越多，它对餐饮行业的理解就越来越透，慢慢地它就成了餐饮行业的知识集成者。一旦成为行业的知识集成者，它对相关信息的处理能力、匹配能力、资源调配能力就会比其他企业强，然后很多企业就会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代理。比如说餐馆就会请大众点评来做推广、排名，甚至是设计配菜，久而久之，大众点评网就从最初的网络信息聚合者变成了价值链的重要整合者。
显然，互联网能在传统行业慢慢建立起足够大的影响力，再加上有资本进入，它就可以快速地跨界合作，拓展业务领域，深入渗透到整个产业里面，增长迅速，赢者通吃。美团如此，今日头条如此，小红书也是如此。可是，互联网企业在孜孜不倦利用技术提升传统产业效率时，却没有对社会的接受和配套能力做出有效评估。现在如果借力资本市场的力量改变一个旧的模式，互联网企业也许只要两到三个月就可以实现突破，但社会接受这种变化却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卢向华指出，互联网的网络效应一个最直接的问题是，原有竞争对手来不及调整，不战而败，被迫退出市场。今年做社区团购，为什么大家会对互联网企业群起而攻之，是因为这次它们改变的对象不是银行、物流、汽车制造等多少还有点能力抗衡的在位者，而是想去改变数以百万计根本没什么能力来抗衡的生鲜行业劳动岗位。如果一大批底层菜贩被直接替代掉，将涉及最基本的民生和社会公平问题。
卢向华认为，如今互联网行业高速发展，头部企业体量大、市场支配地位强，短时间内已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监管治理面临考验。
事实上，监管跟不上这个问题并非只有中国有，全球各大经济实体都面临类似问题，也都在采取行动。早在2018年，欧盟就通过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2020年12月15日，欧盟又正式公布《数字服务法》和《数字市场法草案》。近三年来，欧盟对Google开出的反垄断处罚金额已累计超过90亿。2020年10月，在长达16个月的调查之后，美国众议院发布了一份长达449页的科技反垄断调查报告，认为目前互联网公司拥有太多权利，必须加以限制，使之接受适当的监管。
经历了“冰火两重天”的一年，未来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何去何从？我们该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
卢向华认为，新事物总是在创新和风险的博弈中发展成长的。作为互联网行业的从业者，我们要坚定科技对产业的赋能是有巨大价值，互联网作为一种更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未来一定会成为经济、社会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大势所趋。但历史告诉我们，技术效率的提升应该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在工业革命时期，很多国家在向英国学习的过程中就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当时南非、南美的一些后发国家在农业革命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直接工业化，导致很长一段时间农业生产力严重不足，粮食短缺，引起普遍的社会矛盾。所以，我们不能脱离社会接受能力而一味追求科技的效率。
著名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提到，变迁速度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变迁方向，虽然后者经常不是由我们的主观意愿来决定的，但我们所能忍受的变迁速度却允许由我们来决定。
卢向华表示，互联网行业要适当调低当下对增长的期望。在工业化过程中，世界各国也曾经历此起彼伏的工人运动、消费者运动、产品质量运动乃至环保运动，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工业化速度，是社会自发矫正资本过于逐利这一问题的表现。而相关立法和监管，比如说反不正当竞争、反垄断和保护知识产权等制度，也确实起到了长期保护工业化硕果的目的。所以我们要理性地看待监管，监管不是打压，监管的目的是塑造未来更有效的市场经济。所以互联网企业无需纠结监管部门的意图是什么、为什么要在此刻“反垄断”。任何新技术带来新能力的同时，也必然会出现新的问题。用更好的监管来解决问题，减少无效竞争，这是技术创新与社会共生共荣过程中一种纠错的正常现象，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
卢向华建议，互联网企业在关注效率的同时也要多关注人心，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皮克斯公司的CEO艾德文·卡特姆在书中写道：“我们走得太快太急，而忘记了最初的方向。野兽们会为了业绩而业绩，为了流程而流程，为了子目标而忘记总体的大目标。”数字时代，互联网企业除了追求效率，还要形成自己的数字智慧。科技除了要上天，也要能下地，要做对社会有价值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