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家水调唱歌头，声绕碧山飞去，晚云留。”已过耄耋的陈燮阳依然活跃在舞台上，其身手矫健，思维敏捷。
中国唱片（上海）有限公司出版了《陈燮阳指挥作品精选》，分为“外国作品”和“中国作品”两个精装的函套，共八张唱片，分量十足。这些唱片，集中了陈燮阳逾半个世纪指挥生涯的精华，可以说，为中国的百年交响乐事业留下了珍贵的音响文献。陈燮阳对此这样解读：“这是选用了我指挥上海交响乐团（还有少量中央乐团及国内其他乐团），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音乐厅里的演出实况和录音棚录音。其中演出实况录音虽然缺少了专门录制唱片的音响条件，但从现场气氛和演奏激情来看，我还是满意的，谨供爱乐者们鉴赏。”
在聆赏这些感情饱满、气韵生动的唱片过程中，我想到一个问题：上海交响乐团历史悠久，建团时间比柏林爱乐乐团还要早，曾有“远东第一乐团”的美誉，是什么因素促使历史在1984年将上交的接力棒从黄贻钧先生交到了陈燮阳手上，而非他人？
回顾陈燮阳的音乐生涯，答案自会揭晓。就读上音时，陈燮阳师从中国音乐教育界的一代宗师黄晓同教授学习指挥。黄晓同毕业于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指挥系，导师乃曾任圣彼得堡爱乐乐团音乐总监并培养了世界级指挥大师穆拉文斯基、安诺索夫的高克教授。因此，陈燮阳多次表示，他能拜到黄晓同门下学习指挥，是他一生的幸运。因为，从师承来看，他受到了传统深厚、技法先进的俄罗斯指挥学派的熏陶与培育。1973年，奥曼迪率费城管弦乐团访华，成为尼克松中美破冰之旅后首个来华演出的美国五大交响乐团之一。访沪期间，陈燮阳为奥曼迪和费城乐团指挥芭蕾舞剧《白毛女》进行招待演出，奥曼迪十分欣赏，特意邀请陈燮阳在第二天费城乐团演出半场休息时去他的休息室，爱才之意，不言自明。“四人帮”倒台后，神州百废待兴，陈燮阳于1980年前往美国进修一年，回国后被上海交响乐团、中央乐团竞相延揽，时任中央乐团团长的李凌甚至直接上书邓小平，在得到文化部的“尚方宝剑”后，终于将他调到北京，被任命为中央乐团常任指挥；若不是上海有关部门坚不松口，并在1984年底将上海交响乐团团长、首席指挥的委任书交到他手中，陈燮阳很可能就会接李德伦先生的班，在中国的北方发展他的音乐事业了。
可见，陈燮阳能在45岁的黄金年龄接替黄贻钧先生，执掌上海交响乐团帅印，并且领导上交23年，是才华、勤奋与时代、机遇共同造就的结果，缺一不可。在任期内，他开创了中国当代音乐史上的多项第一：第一个指挥并录制贝多芬九部交响曲；第一个在中国推行国际通行的乐团演出季制；第一个率领上海交响乐团进入柏林爱乐大厅演出；第一个指挥中央民族乐团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中国新春音乐会；第一个同时担任京沪两大院团的第一把手（陈燮阳于2000年被文化部任命为中央歌剧院院长兼首席指挥），等等。
数字难免枯燥，艺术之树常青。陈燮阳指挥了大量的外国经典交响乐作品，但他始终将推广和提携中国现当代民族交响乐视为己任，不遗余力。这套唱片集的“中国作品”系列中，就收录了陈燮阳指挥的《梁祝》协奏曲、丁善德《长征交响曲》《苏三组曲》《北京喜讯到边寨》《良宵》等听众喜闻乐见的中国乐曲，以及朱践耳的《第二交响曲》《英雄的诗篇》、王西麟《太行山印象》、郭文景的《愁空山》等现代派佳作。在“外国作品”系列中，陈燮阳拿手的斯美塔那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拉赫玛尼诺夫《第二交响曲》赫然在目，柴可夫斯基的《曼弗雷德交响曲》、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九交响曲》《牛虻组曲》则是国内指挥家录制的唱片“孤本”，收藏与欣赏价值兼具。可惜，陈燮阳非常成功的一些演出录音，如歌剧《茶花女》《卡门》音乐会版，以及马勒《第八交响曲》，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收入。
“谁家水调唱歌头，声绕碧山飞去，晚云留。”已过耄耋的陈燮阳依然活跃在舞台上，其身手矫健，思维敏捷。更重要的是，岁月洗礼，铅华洗尽，他如今指挥出来的音乐更加醇厚流畅，给人留下更加温暖悠远的回味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