剃头摊是老上海最常见的景观之一。最小的剃头摊是流动的，一个匠人，一把剪刀一个剃刀，一只凳子一块白布，小马路边，大弄堂里，随时招揽生意，随地开张大吉，与磨刀工、馄饨担和擦鞋匠一模一样。
较大的剃头摊是固定的，比如石库门弄堂口的过街楼下。剃头匠在不妨碍人车进出的前提下，靠边占地，或左或右，三四平方米足矣。墙上安两面镜子，镜前搁板摆上剪刀、剃刀、轧刀、梳子、生发油和凡士林之类，搁板侧面挂一条长长的刮刀布，随风轻轻摆动。镜前两把转椅，角落一个柜子，一边两条长凳，一边则有煤球炉、大铁壶、热水瓶和木制三脚架，架上有洗脸盆、毛巾、肥皂之类……总之，除了招牌和三色转灯没有，其他家什应有尽有，几乎是一个敞开式的理发店了。
过街楼是弄堂人家的必经之路，其他行人，有事没事，也是来来往往，剃头摊占位极佳，从不担心生意清淡。加上剃头匠们都非常客气，见人勤打招呼，面上笑容可掬，不消多时便能包揽几乎整条弄堂的头顶风景。还有还有，剃头匠能为行动不便、宅在家里的老人上门理发修面剪指甲，有求必应，深得好评。若是剃头匠不但态度好，而且技术精，再加收费低，那么名气会传得更远，吸引周边弄堂甚至更远的人慕名而来。
剃头匠深知讨好弄堂人家的重要性，每天清早打扫弄口，每晚临走清洁地面，几乎兼了小半个弄堂清洁工。有的剃头匠还得到人家的更大信任，为他们代收、代管东西甚至代办一些小事，彼此之间香烟递来递去，如同好友一般。
上海的剃头匠，大多从苏北来，他们握着洁白的毛巾，操着硬朗的方言招呼和服侍客人。他们适应环境的能力很强，一是靠吃苦耐劳，二是靠殷勤周到，三是靠一把好手艺——这是最重要的。尽管条件比较简陋，但他们能靠本事，把头理到接近美容厅的水准，让男人体面，让女人漂亮，让孩子们更加可爱。
我小时候住在顺昌路上，那是石库门成排连片、弄堂四通八达的地方。穿过过街楼，第一幢石库门就是我家，我出门就是剃头摊。两位师傅从苏北来沪已有多年，他们的年龄相差不过十岁，个头相似，相貌神似，原来是叔侄两人，也是师徒两人。
两位师傅的生意异常好，这不仅来自于他们的手艺和勤勉，还要归功于他们会动脑筋、会想办法。炎炎夏日，他们在过街楼底装上两个滑轮，吊一块长方形的三夹板，上下扯动就成了硕大的风扇，为客人送风扇凉；凛凛严冬，他们就竖起两面大屏风，为客人遮挡寒风。有一年初夏，他们老家来了个学徒，十六七岁的男孩，圆脸蛋，黑皮肤，专门替大小师傅生炉子、烧开水，为顾客洗头，上下拉扯“大风扇”。男孩因为天生体胖，有顾客送他一个绰号叫“大地主”，不想传得开了，包括大小师傅和所有顾客都叫他“大地主”。尽管是公认的“大地主”，他却仍做着“小学徒”，每天忙得不亦乐乎。
大小师傅理发技术高超，也是修面高手、按摩达人。大师傅为男宾刮胡子，手指配合协调，动作干净利落，锋利的剃刀在脸上滑冰似的来回滑动，令人惊叹。而他修面时的身姿变化，也能给人一种独特的美感。他们还会按顾客的要求掏耳和敲背。小师傅先在顾客后背披上白布，后用双手空拳顺着脊柱两边敲打，上上下下，声音协调，劈劈啪啪，节奏匀称，如打爵士鼓一般，直到客人浑身发热为止；接着用手指按揉顾客的双肩与上肢，最后用食中二指钳住顾客的手指逐个钳拉，直拉得啪啪作响。大师傅还有一招绝活，遇到有人落枕脱臼，能施以按压、揉捏、拉推诸法，不消片刻解除顾客痛苦，通体舒泰。人的背部与上肢是体内督脉与多条经络所在，与脏腑密切相关，通过按摩、推拿背部与上肢，可以疏通经络、畅通血脉，达到治病养生、延年益寿的目的。这是中医的基本功，没想到也被剃头师傅玩得出神入化，可见治病疗伤，并不是医生的特权。据说，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普遍认为放血可以治病，但医师们嫌此活低贱，便让理发师们代劳，于是后者便成了业余的外科医生。那只理发店门口的三色转灯，本意正是放血，其中红色表示动脉，蓝色表示静脉，白色表示纱布，便是那些西方“业余外科医生”的标识。“过街楼剃头摊”的叔侄俩不是西方理发师，不会给人放血，只会为人活血——从中可见中西医疗理念及方法的区别。
当然，剃头摊还是不能与大理发店比。大理发店开在大马路上，墙上转着三色灯，橱窗里放着明星照，室内摆着皮沙发，顶上悬着大吊灯，理发师们西装笔挺，犹如绅士。好是好了，钱太贵了，那是有财有势有地位、讲究高档讲究派头的人光顾的，去剃头摊，他们会感到失身份、掉身价。老百姓呢，住石库门，重性价比，所以石库门里摆剃头摊，再也对位不过。这个城市之所以多样而纷繁，人际关系之所以有序而紧密，就因为这里有许多种活法，又有许多种活路；有许多种需求，又有许多种满足。他们互相需要，互相满足，互相信任和依赖。因此多少年来，各地拥有一技之长的人们大量、不断地进上海，新老上海人互相契合，最终打成一片，久而久之，上海就成了活泼的、包容的上海，上海就成了全国人的上海。
新中国成立后，个体经营逐渐取消，各类摊主、商贩、手艺人进了国营或集体单位，从此有了固定的经济收入和稳定的医疗保障。“过街楼剃头摊”叔侄和“大地主”也接到通知，准备收摊去“公家单位”报到了。临走前，他们登门向我父亲道别，感谢我父亲对他们生意的照应。
除了“过街楼剃头摊”，弄堂口的左右还有一些半流动、半固定的摊子。我记得老山东羌饼摊与小苏州水果摊摆得最多最久，也是我零花钱的主要去处。剃头摊撤走后，另两个摊也不来了，弄堂口一下子空空如也。我很长时间不习惯，觉得干净是干净了，宽敞是宽敞了，总是少了东西——对了，少了噼噼啪啪的声音，少了拉拉杂杂的寒暄，少了人气，少了便利……如同原来只有两车道的小马路，一下子拓到八车道，车是快了，但人再也慢不下来了。
几十年后，我偶然路过顺昌路，休说剃头摊、羌饼摊和水果摊，就连那么多的石库门和大小弄堂都不见了，一打听，才知道八年前就已全部完成拆迁。我望着簇新的高楼，怅然若失，转念又怪自己年事已高，只会念过去的好，不会赏当代的美。转念又想，像我这样的老上海人，是不是或多或少有这样的情绪，这种情绪是好是坏，是进步还是落后呢？
当晚做了个梦，梦见新冠疫情过后，地摊经济风行起来，就在灯火通明处，我竟远远看到那对苏北叔侄的剃头摊，对了对了，还有老山东的羌饼摊、小苏州的水果摊，都在都在，都在新建楼盘那宽大的屋檐下，就连“剃头还是修面”“下次请过来”的苏北口音，我都听得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