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大饼”“烧饼”也不是什么“敌我矛盾”，“车同轨，书同文”，何必？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就是了。
上海人把看到的“烧饼”都叫“大饼”；外埠人把看到的“大饼”都叫“烧饼”。这就好比十九世纪的法国，巴黎人管巴黎以外的人叫“外省人”（乡下人），而外省人认定巴黎脏乱差且不安全，互相不对付。
上海人眼里，大饼明明是“烘”是“烤”出来的，怎么能说“烧”出来的呢？奇怪伐！举例说，北方的烧鸡就不用烘烤之法，于是坚持传统叫法而不愿“趋炎附势”稍作改变。外埠人则想得通透， “烧饼”难道不是用火烧出来的？举例说，“烧烤”就是烤嘛，跟红烧很不同。再说，咱们冬天里睡的热炕，那可是正儿八经用火烧热的，叫烧炕，有谁叫它烤炕、烘炕的啊？
其实，在“烧饼”上说事儿，上海人真干不过外埠人。
北宋黄朝英《缃素杂记》：“火烧而食者，呼为烧饼。”有根有据；翻翻字典，烧的义项极多，而其中有一个，便是烤，有鼻子有眼。
倒是上海人口口声声的“大饼”，不知从何说起。山东煎饼、新疆馕饼，都比大饼大得多，人家咋不标榜大饼而唯独上海把其实并不大的饼叫“大饼”呢？
好在“大饼”“烧饼”也不是什么“敌我矛盾”，“车同轨，书同文”，何必？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就是了。
中国古代文献里，“大饼”极其少见，“烧饼”也不太多，“胡饼”才是大宗。
说起烧饼，人们常常会联想起《水浒传》《金瓶梅》里武大郎卖炊饼。我在开封“清明上河园”一家专卖“武大郎炊饼”的铺子见识了所谓的“炊饼”，就是不折不扣的烧饼，不禁哑然失笑——不对啊，武大郎时代的“炊饼”，说穿了，类似现在的蒸馍（馒头）。《水浒传》第24回中，武松对武大郎说：“你从来为人懦弱，我不在家，恐怕被外人来欺负。假如你每日卖十扇笼炊饼，你从明日为始，只做五扇笼出去卖。每日迟出早归，不要和人吃酒。归到家里，便下了帘子，早闭上门，省了多少是非口舌……”十扇笼，即十个蒸笼。把烧饼放在蒸笼里卖，不太通吧。
那么，明明是蒸馍，为什么要称炊饼？宋代吴处厚《青箱杂记》有个说法：“仁宗庙讳祯，语讹近蒸，今内廷上下皆呼蒸饼为炊饼。”原来是避皇帝的名讳哩。
烧饼品种繁多，不过，江南人最熟悉的不过三四种而已。
黄桥烧饼，原产地为江苏省泰兴市黄桥镇，与上海的蟹壳黄十分相像，酥松可口，层次丰富。苏中人宴请贵宾，即使放在高档酒店，也不忘上一道黄桥烧饼作为点心，可见其自信与自豪一并满满，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缙云烧饼，原产地为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面积比大饼大些，厚度略薄些。尽管薄，却不像大饼馅料只以糖屑或葱盐充数，而取剁碎的鲜猪肉和梅干菜。梅菜厚味，猪肉芬芳，再加烤制得硬而脆，别有一番滋味。有机会去缙云当地品尝，当然求之不得，若暂无可能，浙江方向的高速公路休闲区大多设店专卖，唾手可得。仔细观察，一般菜场周边的小点心铺，大概率会卖一种梅干菜烧饼，虽然没标明“缙云”，实际上八九不离十了。
比黄桥烧饼、缙云烧饼名气略小但大有后来居上态势的是黄山烧饼，原产地为安徽黄山市屯溪区。其形状仿佛圆形蟹壳黄，但烤得颜色焦黄深沉，滋味更近于缙云烧饼，另有一功，十分好吃！有多种味型，经典款为梅干菜肉末，我特别推荐“香辣味”型。去年“双十一”，我起念再品尝一下，便去网购。老板殷嘱我避开快递高峰再下单，否则耽搁了最佳赏味时间，味道要差许多。真是其心可鉴、其情可嘉呐！
在世人看来，烧饼乃是摆不上台面的民间小吃，那是想当然了。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皇帝办寿宴，胡饼是上了菜单的。如果以为烧饼与胡饼毕竟不完全是一回事的话，那么，朱元璋是确实喜欢吃烧饼的，对，就叫烧饼，否则刘伯温怎么会作《烧饼歌》跟他唠嗑呢？近人平斋（何德刚，光绪进士）《春明梦录》（1922年刻）中提到：“余每到军机处启事，其廊下必排烧饼油扎粿数盘，为备枢臣召见下时作点心也。”军机处是总揽军政大权的最高国家机关，官员们在那里可以吃到烧饼，待遇不错哦。
最后要说一桩有关烧饼的趣事：清代大学者阮元任浙江巡抚时，他的一个学生在去通州途中买了一个烧饼充饥。该生看到烧饼的底板斑斑驳驳，非常像一连串刻在钟鼎上的文字，便把它们拓了下来，寄给阮元，无非想跟老师开个玩笑。不料，阮元拿到拓片后，非常重视，立即召集几个饱学之士认真加以研究、探讨，然而他们各执己见。最后，阮元一锤定音：这张纸上的钟鼎文，乃是跟《宣和图谱》中某个鼎上的文字相合。其中特别指出，某字某言，与“图谱”对得上号；另有一字，因为时间经历太久，铭文已经剥蚀了；还有一字，因为拓得不精，有点模糊了，但绝对不是假货……
哈哈，烧饼啊烧饼，你可把大学者的脑子烧坏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