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风雨如磐、内忧外患的中国，有一群胸有抱负心怀理想的有志青年，他们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远渡重洋，留学海外，发奋学习，追求真理。
他们大多从上海黄浦江边的码头出发，驶向水天一色的大海。有的东渡扶桑；有的北往苏俄；有的远赴欧洲……
东渡取火种
这些留学生中，最早的是一批留日的学生首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把革命火种带回了中国，他们是一批最早的播火者，其中有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有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李汉俊、董必武、周佛海等和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
陈独秀和李大钊
留学日本，对陈独秀、李大钊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说是后来他们成为共产党创始人的一个重要起点。
陈独秀从1901年到1915年先后五次留学日本，无论是发动新文化运动，还是创建早期共产党组织，都与他的留学经历密切相关。而李大钊1913年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由此接触了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
1914年7月，陈独秀最后一次东渡日本。他在同年11月，在章士钊办的《甲寅》杂志上首次用笔名“独秀”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文章尖锐地批评当时国人只有传统的盲目“爱国心”，没有建立近代国家的“自觉心”。近代国家观是“为国人共谋幸福的团体”，而不是当时腐败卖国的北洋政府。如此国家“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
陈文发表后，引起轩然大波。李大钊在反复思考与研究后，写出了《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他在指出陈独秀对现实政治所持的批评立场有消极情绪外，也肯定了陈独秀对祖国是一位“深思挚爱之士”，说陈文是以激愤之情来唤醒民众的“爱国心”。他俩在日本进行了第一次思想交集。
陈独秀虽没有回应，但以朋友身份邀请李大钊为《青年杂志》撰稿。这是他俩在《新青年》合作的开端，也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并为“南陈北李”携手创建中国共产党奠定了思想基础。2017年，陈独秀北上就任北大文科学长并把《新青年》迁至北京，李大钊连续在《新青年》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三篇文章，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播撒真理火种。
李汉俊1915年7月考入东京帝国大学。他在日本14年，结识了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中国进步青年，受到了先进思想影响。1918年底，李汉俊回国来沪，担任《星期评论》编辑，该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2月，陈独秀抵达上海后，就与李汉俊等商谈建立共产党事宜。4月，陈望道根据日译本、英译本，翻译了《共产党宣言》中文版，先将译稿送至渔阳里，经陈独秀、李汉俊校对后出版。
1920年6月，陈独秀在渔阳里《新青年》编辑部与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及陈公培等，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这5名最早的党员先后留学。陈独秀、李汉俊、施存统留日，俞秀松后来也去莫斯科东方大学等深造学习，陈公培则赴法国勤工俭学。
赴日留学，也影响了李达的人生。留学第一年，李达学习日语、英语、德语，为他日后研读、宣传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基础。1917年李达再次赴日留学，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学理科。1920年8月回上海后，即加入共产党组织，并于11月主编《共产党》月刊。
董必武是1914年自费留学日本的，在东京私立日本大学读法律。1919年1月，董必武在上海认识了李汉俊。李汉俊向他热情介绍了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让董必武深受影响。董必武称李汉俊是他马克思主义的引路人。
1917年赴日留学的周佛海，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影响。1920年暑假，周佛海在上海入党。返回日本，他与施存统共同组建了中共旅日支部。
法兰西岁月
黄浦江的滔滔江水，见证了100年多前，一批批有志青年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知识和思想，从此启程。从1919年初到1920年底，先后有20批来自18个省的1600多人到达法国。他们“勤于做工、俭以求学”，学新知识、新思想，走上革命道路。
那时的法国是中国进步青年的聚集地。先后涌现了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赵世炎、陈毅、李富春、聂荣臻、向警予、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徐特立、蔡畅、李维汉等一批党的领导骨干。革命史诗剧《我们的法兰西岁月》，展现了这段青春无悔、壮怀激烈的红色历史。
蔡和森是1919年12月25日与母亲葛健豪、妹妹蔡畅以及向警予一起在上海乘坐“央脱莱蓬”号邮船赴法勤工俭学的。毛泽东来沪在黄浦码头欢送他的好友。在35天的海上漫长航行中，在你争我论的雄辩里，共同理想使蔡和森和向警予两颗青春火热的心擦出了火花。
巴黎南方有个蒙达尼小镇，蔡和森、李富春、李维汉、王若飞、向警予、蔡畅等140名中国学生在此留学。蔡和森勤奋好学，刻苦攻读，凭着一本法华字典，不到半年，就阅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等小册子上百种。在激情澎湃的日子里，蔡和森和向警予互换诗作，表达爱恋和理想。1920年5月，他们在蒙达尼结成革命伴侣。
蔡和森在1920年8月13日和9月16日写了两封长信给在国内的毛泽东，发出了“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毛泽东复信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毛泽东在延安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同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来、李立三和向警予。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
1923年7月，周恩来（前排左四）、邓小平（后排右三）等在巴黎合影
1920年9月11日和11月7日，法国邮船“盎特莱蓬”号和“波尔多斯”号驶离上海港，那时人们都不知道，它们载运后来名扬世界的两名乘客去了欧洲，他俩是邓小平和周恩来。周恩来在巴黎，经北京共产党组织成员张申府及妻子刘清扬的介绍入了党。
1922年2月，邓小平也来到蒙达尼小镇的哈金森橡胶厂做工。他在此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刊，接受马克思主义。后来，他去巴黎参加了周恩来负责的中共旅欧支部机关刊物《少年》（后为《赤光》）的编辑工作。白天做杂工，晚上忙刊物。邓小平就把稿件一笔笔地刻写蜡纸、油印、装订。因邓小平刻字工整，印刷清晰，装订简雅，被大家称为“油印博士”。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吃同住，朝夕相处，喝白水，啃面包，生活简朴，革命热情却非常高涨。
莫斯科校园
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等都是1920年8月后相继来到正在忙着建党创团的新渔阳里6号，这里挂牌外国语学社，其实是党创办的干部学校，进行赴俄留学培训。俄文由杨明斋及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夫人库兹涅佐娃主讲。教师有李达、李汉俊、袁振英等，还请来陈独秀、沈雁冰和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等来讲课。
莫斯科东方大学
1921年5月中旬，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培训后从上海坐邮轮，取道日本再到海参崴赴苏俄留学。下船后，他们就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取得联系。由于刘少奇等人数较多，进出引起了北洋政府驻海参崴总领事馆怀疑，刘少奇等被带去进行盘问。由于机智冷静应对，最终逢凶化吉。从海参崴乘上火车，他们经伯力、海兰泡、赤塔、伊尔库茨克……前往莫斯科。因战争毁坏，铁路不畅，开开停停。火车缺煤又被迫烧木柴，为此，他们常下车去山里搬木材。这一路竟走了三个月。到达莫斯科正逢共产国际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刘少奇、任弼时等被安排做些会务工作，并轮流列席大会，聆听列宁的报告。8月3日，刘少奇、任弼时等作为第一届学员进入了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全班共30多人。这一天，中共一大正在距离莫斯科万里之外的嘉兴南湖闭幕。为了保密，学员都取俄文名字：刘少奇叫达尔斯基，任弼时叫布林斯基。这年冬天，刘少奇与罗亦农、彭述之等第一批由团员转为党员。
朱德是1922年去欧洲留学的。他在柏林，遇见了一生的挚友周恩来，并在周恩来介绍下入了党。1925年，朱德进入了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共旅欧支部先后选送了邓小平、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刘伯坚、李富春、蔡畅等进入东方大学，国内也送来叶挺、关向应等入校。东方大学中国班学员达100多人。中国班后并入中山大学，培养了1000多名毕业生，有俞秀松、王稼祥、秦邦宪、王明、叶挺、朱瑞、左权、乌兰夫、杨尚昆、陈赓、伍修权、陈伯达、刘伯承、凯丰等。
黄浦江，见证了100年前一批批有志青年胸怀追求真理、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理想，从黄浦江畔远渡重洋，踏上革命之路。留学海外，取回真理，播下火种，点亮中国。它为孕育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培育一大批信仰坚定的共产党人，留下了一幅可歌可泣、恢弘壮美的红色历史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