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日凌晨2点24分，著名经济学家、毕生致力于《资本论》研究、在国内首个提出土地批租政策建议的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薰华先生，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仙逝，享年100岁。
图说：张薰华先生 校方供图
张薰华，1921年生，江西九江人。194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学系。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任复旦大学教授、经济学系主任，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第二届理事，上海经济学会副会长。专于经济学基础理论，特别是《资本论》研究。著有《〈资本论〉提要》（三册）、《〈资本论〉中的再生产理论》。张薰华教授在教学、科研第一线奋战了半个多世纪，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经济规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科研成果有专著《〈资本论〉提要》3卷、《〈资本论〉脉络》、《〈资本论〉中的数量分析》、《生产力与经济规律》、《土地经济学》、《交通经济学》等10部；论文《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地租的必然性》等100篇。其中三卷本《〈资本论〉提要》已发行数万册。《〈资本论〉脉络》和《生产力与经济规律》至今仍为经济学院各专业硕士生必读教材。
张薰华于1989年被原国家教委评为“全国优秀教师”，1995年被原国家环境保护局和原国家教委联合授予“全国环境教育先进个人”称号。2008年获上海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2012年获第二届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张薰华于2015年、2019年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和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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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薰华，中国土地批租理论第一人
1921年，张薰华出生于江西九江，幼年母亲早逝，只能依靠祖父艰难生活。祖父去世后，张薰华辗转到上海投靠外祖母和姨母，1937年淞沪战争爆发后，被迫举家逃回九江，又携弟妹重返上海避难，外祖母去世后，他不得不带着弟妹再次离开上海，坐船经温州到丽水，投靠在浙江省邮局工作的堂兄。张薰华回忆：“我的祖母、姑母都死于抗战逃难途中，一位姑父直接死在日军的刺刀下，我的家庭深受国破家亡的灾难。”抗日战争时期，他与众多热血青年一样，满怀爱国激情，怀抱着“抗日救亡”的强烈心愿。同时，他认为国弱被人欺，希望能够实业救国。于是，他在上海就读了苏州工业学校土木科专业，并参加了由地下党领导的上海学生抗日救亡协会。
1940年，张薰华高中毕业，适巧遇到复旦大学农学院新办的茶叶专业在丽水与衡阳两地招生，由此考入复旦大学。此时，复旦大学已迁至重庆北碚。张薰华便和其他同学一道，乘坐中国茶叶总公司的运茶车，一路颠簸西行。
多年后，张薰华仍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车是木炭车，我们就坐在烧炭的桶边，从丽水到衡阳，再换车到重庆。到了重庆后，坐木船沿嘉陵江逆流而上，7、8 个纤夫拉了我们一夜，才到达复旦所在的北碚。”正是这段艰难曲折的路途，开启了他人生中的新篇章。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我深觉国无宁日，虽薄技随身亦复何用。”大学二年级，因茶业又是产业，与经济学相通，张薰华转到了经济学系，将目光投向“经世济国”的社会科学，一面积极参与学生运动，一面试图从书本中寻求救国真理。
1945年，张薰华被高票推选为复旦大学毕业同学会主席，并组织了挽留校长章益的运动，使得章益后来多次拒绝国民党“教育部”的迁台命令，避免了复旦迁台的命运。
抗战胜利后，复旦大学迁返上海。张薰华回忆：“当时经济学系经济学系主任樊弘教授，学术上是大师，政治上支持学运，育人上对学生亲切。他引进崔明奇教授开设经济数学课程，但缺助教。这届经济学系毕业班上只有我学过高等数学。于是推荐我留系任教。但校方因我积极参加过学运，不予同意。樊老师为此表示，‘留不下来就不当系主任’。”
1947年，张薰华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复旦大学校史纪念馆，一张“委任状”颇为引人注目。那是1949年8月1日由陈毅和粟裕签署的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校务委员并兼常务委员”的“委任状”。被委任的人，正是张薰华。
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相当于校长）张志让北上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任委员（相当于副校长）陈望道前往华东军政委员会任职，张薰华便作为常委并兼任主任秘书（相当于校办主任）代行学校行政事务。
刚刚解放，在百废待兴的复旦，“校办主任”的事务极为繁琐：平整土地、规划基建、人事调整等，诸多细节需要一一操办。
“复旦校门后的那块区域，就是在张老师手上从水坑变成平地的。学生宿舍的大屋顶，也是他专程跑到南京工学院，参考梁思成的设计后才决定方案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朱国宏说。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张薰华选择逐步退出行政工作，返回经济学系任教。他潜心钻研《资本论》，国内首次提出“土地批租”问题，为改革开放作出巨大贡献。
张薰华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是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红色理论家”、著名经济学家。在中央党校，他师从著名经济学家、《资本论》研究专家王学文教授，广泛涉猎文史哲，潜心钻研《资本论》。苦读三年，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训练，为日后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奠定了坚实基础。
1962年，张薰华开始系统讲授《资本论》，并把教学工作和研究、应用《资本论》结合在一起。“文革”前，他已编写出一套《〈资本论〉讲义》，力图顺乎原著逻辑，逐卷逐章逐节阐述要点。在此基础上，1977年至1982年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三卷本的《〈资本论〉提要》。
改革开放以来，张薰华凭借其扎实的《资本论》研究功底，又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路深入到作为生产力源泉的人口、资源和环境，并迎来了自己经济科学研究的“黄金时期”。
张薰华成为国内第一位提出“土地批租”问题的学者绝非偶然。正是他关于“土地批租”的论文，催生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土地批租”政策，为中国土地批租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称为“我国土地管理体制改革的最早倡导者和杰出贡献者。”
1984年，在港澳经济研究会成立大会上，张薰华提交了论文《论社会主义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文中指出，“土地的有偿使用关系到土地的合理使用和土地的公有权问题。级差地租应该成为国家的财源之一，港澳的租地办法可以采用。”论文刊载于《中国房地产》1984年第8期。1985年初，由于中央对土地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视，上海市委研究室注意到这篇文章，约他再写一篇。随即，《再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兼论上海土地使用问题》，载于该研究室编的《内部资料》第6期。这篇文章又受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注意，嘱再补充，标题改为《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1985年4月10日刊载于该研究室编的内刊《调查与研究》第5期，发至全国各省市领导机关。
张薰华的这一研究，奠定了城市土地使用最重要的理论基础。1986年10月，上海市颁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土地使用管理办法》，对外商投资企业收取土地使用费，第一次对土地进行有偿使用。1987年，在深圳参加“城市土地管理体制改革”讨论会时，张薰华提交论文《论土地国有化与地租的归属问题》。后来，深圳市政府将该市农村土地全部收归国有。1987年9月，深圳市敲响了土地拍卖第一槌，以协商议标形式出让有偿使用的第一块国有土地。1988年4月，全国人大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十条第四款“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后面，加上了“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此后，“土地批租”成为全国各地经济发展的普遍形式，也拉开了中国持续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的帷幕。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蒋学模曾评价，张薰华的研究“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社会上都影响深远”。复旦教授尹伯成说：“时下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否‘过时’问题上，我国学界存在着偏见。对于这些偏见，张薰华的学术研究成果也许正好是一个有力的回答。”著名《资本论》研究专家洪远朋指出：“张先生研究《资本论》与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紧紧相连，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指出:“张薰华是我国土地管理体制改革的最早倡导者和杰出贡献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