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国家大剧院2021首场线上音乐会，执棒者：81岁的陈燮阳。
陈燮阳算不得健谈，甚至很多时候，他问一答一。问他日常起居，他说七点起床，然后吃早饭，别无精彩；问他兴趣爱好，他说就很珍惜难得在家的时候，陪夫人看看热播电视剧，“最近看了《装台》《山海情》，她喜欢看，我就陪陪”。
快要过年了，他的演出日程排得很满，“明天有一场，1月25日保利一场，30日还一场，在苏州。”他念念不忘于很多想要指挥却还没有指挥过的曲目，“比如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勃拉姆斯第四交响曲，马勒第一交响曲……”语气里有遗憾，有不甘，还有很多未竟的梦想。
父亲陈蝶衣也曾是报人
专访指挥家陈燮阳，好约，也难约。采访那天，82岁的他刚刚为上海民族乐团新春音乐会忙完了最后一次合排。他一边麻利地收拾起乐谱和指挥棒，一边大步流星地穿过拥挤的乐器和演奏员，钻进了并不算太宽敞的指挥休息室。
“你步子好健。”面对寒暄，陈燮阳倒是不谦虚，“还行，指挥都长寿，我家基因也长寿，我爸爸活到了99岁。”就这样，他打开了话匣子。不过，问及父亲陈蝶衣还带给他什么，陈燮阳却说不出太多。他只是说，“从小见父亲很少，就看到妈妈不太高兴”；说很遗憾母亲早逝，“我12岁就被送去了常州乡下，后来我爸爸要到香港去，走之前来看过我一眼”；说从小也知道，父亲早年就写过《香格里拉》《凤凰于飞》；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他就把基因给了我，没别的了。”
陈燮阳为晚报读者题词
1939年，陈燮阳出身在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家庭，外祖父是国画家，祖父是前清秀才，母亲是京剧爱好者，父亲陈蝶衣则是著名的出版家、作家、填词家。1933年陈蝶衣创办我国历史上第一张有影响的娱乐报刊《明星日报》，并策划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众参与的选美活动——“电影皇后选举大会”；1941年他创办老牌名刊《万象》，并出任首任主编；1952年移居香港，1961年编写了黄梅调电影《红楼梦》的剧本……“对了，阿拉爷（我爸）还当过《大报》主编，后来《大报》并给《亦报》，又再并入《新民报》。”这是他跟晚报的一点缘分，更是他对父亲的深深感情。
带着一把二胡考进上音附中
笑意盈盈间，陈燮阳并不讳言，自从1952年与父亲一别，再见竟是30年后，“也怨过他，甚至恨过他。那时候妈妈去世了，父亲走掉了，我就是‘孤儿’一个，连姐姐也去朝鲜抗美援朝了。”他更不讳言，自己在音乐上的天赋，“14岁的时候，我姐姐在报纸上看到，‘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附属中学’的招生信息，还说学校提供学费和助学金，就建议我去报考。”一口气顺溜地说出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当年的校名，陈燮阳带着几分骄傲地告诉笔者，自己当年没有任何乐理基础，“连五线谱都不认得的。最早就自己瞎拉一把二胡，还是邻居的一把破京胡改的，我们自己打的蛇，把皮剥下来，蒙上，没马尾，就把黄牛尾巴上的毛剪下来，做琴弓，很难听的。后来去南京找我姐姐，姐姐（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的一位同事送了我一把二胡，才算有了个乐器。”
带着这把二胡，陈燮阳来到上海，在本就破格的面试中，他拉了一曲《二郎山》，又唱了一段《歌唱井冈山》，破格拿到了“特1号”的准考证，直接参加复试。“迈过两座‘山’，我来到了大上海。” 进入上音附中，七年学习，对陈燮阳来说，记忆深刻。他很快放下了二胡，学会了钢琴，也很快爱上了巴赫、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后来还有机会在校园里聆听来自苏联的、东欧的乐团现场演奏……“这真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了。”再后来，成名后的陈燮阳把家安在了离附中一墙之隔的艺术家公寓里，一直再没搬过。
去小泽征尔家吃生鱼片
进入大学，天资过人的陈燮阳成为作曲系和指挥系抢夺的对象，“可能是因为我手臂很长，反正最后是指挥系赢了，我就学了指挥。”但在大学毕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几乎没有机会跟贝多芬、莫扎特们打交道，自1965年到上海芭蕾舞团管弦乐队接手芭蕾舞剧《白毛女》的指挥工作，一挥便是16年。
十年磨一曲，会不会偶尔也觉得可惜？“不会，给我锻炼太大了。在学校学习时，我还是对着钢琴，一毕业，就给我一个乐队，还能参与创作，配器，芭蕾舞对节奏感的要求又很高，锻炼真的很大。”稍许顿了顿，陈燮阳说：“比较遗憾的，是我读书时候，没有能到国外‘正经’读两年书。我很羡慕现在的年轻人，他们能去德国、美国留学，如果我大学时候也能出去见见世面，眼界会更开阔，在国际乐坛也能为中国交响乐做多点事情。”
话虽如此，1981年第一次出访美国，陈燮阳面对纽约爱乐乐团、波士顿交响乐团、费城交响乐团并不胆怯，面对祖宾·梅塔、小泽征尔、伯恩斯坦也落落大方，“小泽征尔邀请我去听排练，带我去他的指挥休息室，还接我去他家里一起吃饭，吃的生鱼片。”对于世界一流乐团和顶尖指挥，陈燮阳笑哈哈地开玩笑说，“也就这样了”。旋即，他又认真补充说，“我的基础，在上海都已经打好了。”打好基础的陈燮阳1982年应邀在第33届美国阿斯本音乐节上献艺，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他被一再叫出去谢幕，“那天半夜我回到酒店还有点激动，立马给家里、领导写信，报告他们我为中国人争气了。”
拿了根筷子就登台了
他是身兼北京上海两大乐团音乐总监的第一人，他是登台维也纳金色大厅指挥中国民族音乐的第一人，他是录制贝多芬交响乐全集的中国指挥第一人，年过八十的老头，藏着一丝小得意；还有，他与谭盾合作的电影音乐《卧虎藏龙》一举拿下奥斯卡和格莱美两项大奖；他在紫禁城高台上执棒了世界三大男高音乐会；他带领上海交响乐团，应邀登上了欧洲古典音乐“圣坛”柏林爱乐大厅……中国唱片（上海）刚刚出版的《陈燮阳指挥作品精选——中国作品》和《陈燮阳指挥作品精选——外国作品》正记录下他在世界各地音乐厅和录音棚里创下的无数经典和“第一”。但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指挥生涯里，在所有的“第一”里，他说自己最看重这一个——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
他偶尔的，还有点迷糊。比如自己第一次公开演出的剧院名字，“好像叫五星剧场，后来拆掉了，就记得那时候特别兴奋，终于可以演出了”；比如，在法国有次指挥棒找不到了，最后拿了根筷子就上台了。比如，他记不真切，去年究竟几月，曾以个人名义，通过上海交响乐团交了一笔30万元的特殊党费，“那时候疫情那么严重，我也不知道自己能给国家做点什么。”
但也有些事，他记得特别清楚。他记得，是一个叫赖广益的学长，附中时候“点拨”他学了指挥；也记得自己恩师离世之前的光景，“我就在他边上，握着他的手，看着他的心跳一点点慢下来，没有了”，说罢，连陈燮阳自己的目光都有点黯淡。他也清楚地记得2004年6月20日，为庆祝上海交响乐团建团125周年，由他指挥上交在柏林爱乐大厅举行的庆典音乐会；还有17年的夏天的欧洲巡演，陈燮阳带着骄傲又兴奋的神采，“返场加演的第三曲，我们早早选好了《柏林空气》，台下德国观众都笑了，大家一起合着节拍，用力鼓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