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城”时，许多英国人注意到，交通的轰鸣被鸟鸣所取代。如果说这场疫情让我们重新认识了聆听的价值，那么英国一些主要的戏剧制作人正在重视这样的价值，他们开始转向音频戏剧，用录音代替画面，用声音告诉你，好的戏剧可以是用来“听”的。
人们从来没见过鬼，但也许能“听见”
英国各地的剧院都关闭了，伊顿公学的法雷尔剧院也不例外。然而，现在它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高科技录音棚。以声音为媒介，来自JMO'B（Waynflete）的学生们正在制作两部有关古罗马诗人奥维德故事的音频戏剧。
巨大的舞台上拉满了黑色的幕布，这个天才团队搭建了临时的展台。在昏暗的蓝光下，6个隔音区域吸收噪音，以避免新生代配音演员的声音传到麦克风中出现任何失真。剧本都存在iPad里，以消除不必要的噪音。这部广播剧的导演维埃罗博士（Dr.Liviero）从一个面向演员的玻璃屏幕后面给出提示，演员们也戴着耳机听他讲话。“我十几岁时在意大利的电台工作过，都忘了这有多有趣了。你必须用语言来为听者描绘一幅图画，尤其是当你在疫情期间没有东西可看时。”
哈德斯菲尔德大学的劳伦斯巴特利剧院（Lawrence Batley theatre）艺术总监亨利·菲劳克斯-贝内特（Henry Filloux-Bennett），在疫情早期也开始使用音频的方式玩戏剧。
他认为，在封禁的环境中创作戏剧，需要制作人足智多谋，这也是一个走出舒适区的机会。于是他尝试着创造了一些有趣的混合，对戴维·尼科尔斯（David Nicholls）的小说《Understudy》和奈杰尔·斯拉特（Nigel Slater）的回忆录《Toast》进行了音频改编。贝内特版本的乔纳森·科讽刺小说《What a Carve Up!》则借用了播客的元素。
20世纪60年代曾担任BBC制作人的艾伦·艾克伯恩（Alan Ayckbourn），也在去年改编了两部音频剧，他还运用了声音处理技术的“魔法”，和妻子一起表演了惊悚剧《Haunted Julia》中所有的角色。在他看来，在最好的鬼故事里，人们也从来没见过鬼，但在音频剧中，声音暗示的力量也许能让你“听见”鬼。在疫情期间，他还写了8部剧本，并渴望回到剧院，看到这些剧本被搬上舞台。
“如果在银幕上，这样的选角根本不会考虑我”
不仅是制作人们沉迷于改编音频剧，这种新的戏剧形式也受到了演员们的青睐。制片人艾莉·基尔（Ellie Keel）的制作公司最近与45North合作，创作了《海浪上的文字》（Written on the Waves）系列，包括八部音频剧。“这个系列绝对是对当下疫情的一种回应。”基尔表示，演员们也很珍惜这个机会，“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安全的空间。我们可以在安全的音频环境中做一些‘不安全’的事情，打破界限。”
非裔演员阿卓艾·安多（Adjoa Andoh）说，音频剧的主题变得更加广泛包容，同时也为有色人种演员带来了解放，否则，他们的表演可能会被固定在屏幕或舞台上。“1992年，我在电台改编的音频剧《雾都孤儿》中扮演了南希。我永远也不会在荧幕上扮演那样的角色——选角是根本不会考虑我的。但在音频剧中，是如此的自由。”安多说道。
有人认为，音频戏剧或许只是疫情时期的产物，它和剧院戏剧处于两个不同的阵营，但基尔觉得这是错误的，两者的关系更像是一种维恩图（Venn diagram）：他们在中间交汇，形成共生关系。“我所做的音频工作将为我的剧院工作提供参考。”她说。
这是一种“解放”，而不是与社会脱节的戏剧表演
在制作人们看来，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后，音频戏剧在人们的生活中都有着特殊的位置。
剧作家西蒙·斯蒂芬斯（Simon Stephens）说，戏剧本身就强调倾听高于一切。“英国作家塞缪尔·佩皮斯在那本著名的日记中，写的是在环球剧院‘听’一部新剧，而不是‘看’它。”斯蒂芬斯认为，在英国人的心中，戏剧和声音的关系有一些深层次的东西，所以聚集在剧院里的一群人叫做“听众”（audience）。
去年，斯蒂芬斯将JoséSaramago的反乌托邦小说《失明》（Blindness）改编成了伦敦唐马尔博物馆的装置作品，并通过耳机传递故事，营造出了一种亲密感。斯蒂芬斯觉得，重新把戏剧作为一种良好的声音体验，是一种“解放”，而不是与社会脱节的戏剧表演。
英国剧作家迈克尔·巴特利特（Mike Bartlett）也觉得，音频戏剧非常适合我们的时代，因为我们“正以一对一的方式吸收文化，自己看电视剧，自己打电话，戴着耳机。这种亲密感很有趣。”去年秋天，他受多米尼克·卡明斯的启发创作了讽刺剧《凤凰》（Phoenix），并开始了另一个音频项目。“在艺术上，音频剧为剧作家提供了一个更令人满意的发泄渠道。这是疫情无法触及的一种戏剧形式，也就是说我们没有退缩。我们可以制作一段完整的音频，就像我们没有身处疫情中一样。我们不做任何妥协。”他说。
本报图文综合欧洲时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