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戏院长黄昌勇、同济大学中文系的汤惟杰教授和我在新天地喝咖啡。昌勇问汤惟杰：“你说历史剧，由谁写最合适？”老汤和我都还没有想出答案，昌勇毫不犹豫地说：“一定要是一个历史研究者。”
黄昌勇创作的话剧《前哨》近期搬上舞台，为了这部描写左联五烈士的作品，他一度闭关创作，每天12小时打磨剧本，不见来客，如今新剧上演，才有了和老朋友喝咖啡的时间。我们相识也有十多年了，那是在同济大学里吹牛闲扯的岁月：我是跑去组稿的小编辑，中文系的张生教授刚把美国著名的华裔剧作家黄哲伦的《蝴蝶君》译成中文，惟杰兄在苦苦地寻找资料进行上海老电影的研究，昌勇除了现代文学的研究工作之外，一直怀着一个剧本创作的梦。我们在同济的“三好坞”喝咖啡，他们几个大谈现当代文学的文人掌故，天花乱坠，绘声绘影，像亲眼看到似的，我都听傻了。
“刘和平跟我说他为了写《北平无战事》做了几年的研究准备工作，基本上成了那一段历史的研究专家。我对左联五烈士已经断断续续研究了30年，《前哨》的效果会很真，惊心动魄。”咖啡喝完，临分手的时候，黄昌勇再三嘱咐老汤和我一定要去看一下《前哨》。
我和老汤一起步行回家，老汤忽然对我说，左联五烈士中胡也频丁玲夫妇的旧居就在新天地附近的淡水路上，何不去探访一下？淡水路，南起建国东路，北讫延安东路。1922年筑路，曾名衡山路、萨坡赛路，1943年改称英士路，1946年更名南通路，1950年改为今名。我们看到在淡水路260号立有铭牌“胡也频、丁玲旧居”，不远处淡水路268号也立有铭牌“红黑出版社旧址”。
老汤告诉我，胡也频出生于福州的一个戏剧世家，1924年在北京认识了丁玲，次年两人结婚，1928年他们来到上海，搬入了位于淡水路上的旧居，并在不远处与沈从文一起创办了红黑出版社。施蛰存曾回忆自己当年拜访红黑出版社的情景：“从文都在屋里写文章，编刊物，管家。他们三人中，丁玲最善交际，有说有笑的，也频只是偶然说几句，帮衬丁玲，从文是个温文尔雅到有些羞怯的青年，只是眯着眼对你笑，不多说话。”在淡水路上，中国文学史上颇为重要的三个青年人交汇在一起，发出耀眼的光。可惜，仅过了几年，1931年1月初，胡也频被捕，2月7日，包括胡也频在内的左联五烈士在龙华遭枪决。随后，沈从文听从了徐志摩的建议，前往北京靠手中的一支笔谋生。丁玲则继续投入了胡也频未竟的事业。之后，文学、爱情、革命成为了丁玲一生的主题。沈从文一生坎坷，晚年以文坛“出土文物”重获重视，沈先生笔下倒依旧是宠辱不惊，保持着他一贯素静悲悯、舒卷合度的风格，徐缓的畅流里兀自守住了作为文化人的尊贵。
我和老汤边走边聊《前哨》。戏剧是黄昌勇的执著，他把他对那段血雨腥风时期的理解铸成《前哨》的魂魄藏在剧本的文字里，恍同隔世，又犹如目前，没有说教，有的只是属于人性的真诚情感，在他戏剧语言的阐释下，萧萧风过后，让你体悟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者的悲欣交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