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王元化先生住在衡山宾馆十楼，离我所在的出版社很近，经常下午三点以后，我过去听他教诲。
本文作者与王元化先生
有一回，《思辨随笔》得了国家图书奖，他蛮高兴地说，江曾培他们在评奖前，连夜让工厂重新印了一批书，印好后都这么竖着站在桌上。到第二天不少书都倒下了，还站着的就送去北京参评。你看看人家是怎么做出版的。
我说，那他是志在必得。
他接着说，我这么大年纪了，要这个奖有什么用，但是对出版社可能还是有点用的。江曾培在会上说，元化同志是我们上海的著名学者，马上有人纠正他说，元化同志是全国著名的学者。
我说，我看过他写的《一个助产士的手记》，很勤奋。
元化先生说，做好一个编辑不容易啊，你以后也应该多写啊，不写就荒废了，不仅笔头荒废了，脑子不用也会荒废的。我那时候退休了，哪里也不去，回家读书。要没有这十年的读书，那我也就不是现在的王元化。
这是我有明确记忆的片段，和江曾培先生有关。但我听说“江曾培”这三个字，应该就是读大学时买过一本厚厚的黑色封面的《艺术鉴赏大成》。后来看到这个名字，是在《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成》的封面上，那时我也进入了出版界。江曾培先生是出版界的前辈，后来得以在宣传系统的各种会议上经常见到他，他坐在前排，我躲在后面，我们之间几乎没有交往。我对他的了解更多来自对他的文字的阅读。
我读他的书或文章也不多，《一个助产士手记》之后应该就是《一个总编辑的手记》，再后来他退休了，我经常在报端读到他写的针砭时弊的千字文。陈昕同志说他是，做新闻有板眼，做出版有腔调，作文章有味道，作评论有品格。并说，当今出版界，像江曾培先生勤谨而高产的出版人恐怕很难找出第二位。
《文品与人品》
这次翻看他的新书《文品与人品》，更加集中感受他的思考之勤、写作之丰、读人之广。书中有对巴金、汪道涵、林放、柯灵、王元化、赵家璧、罗竹风、钱君匋、丁景唐等老一辈作家学者的诚恳追怀，也有对黎汝清、陆文夫、鲁彦周、李国文、史铁生、谢铭泉、邹嘉骊等友人与同事的深情记叙。合上书稿，眼前闪回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气息与往事，这些文章，也约略地勾勒起八十年代文学史文化史的点滴，或者说是部分地勾画了一个时期的文化群像，也以点带面地呈现出一家老牌文艺出版社在这一时段内的发展脉络。再三读览书中所写人物，不是文学名家学术大师，就是出版前辈编辑巨匠，倒是读出一些作者与编辑双桨协力互动的心得，也因此觉得此书正可作为青年编辑入职的参考读物，对即将开启的职业生涯当有教益。
要做一个好编辑，当然不易。要做好一个编辑，也不容易。你要有与众不同的“心眼”。巴金说，“把心交给读者”，既是说写作者的虔诚与坦白，对编辑何尝不是一种告诫。尤其是面临市场压力与挑战，对于那些“见钱不见人”（巢峰语）、“谋食不谋道”（陈昕语）的出版风气，我觉得应该再来听听颜福庆八十多年前在沪江大学为医预学会学生演讲时说的这段话，虽然他说的是医生，其实出版也大抵相似。他说，“学医的目的，有许多人以为能多赚钱，我想跑错路了。因为做一个真实的医生，是赚不动许多钱的；除非用不正当的方法，当然例外。”“因为喜欢科学而学医，也许会懂了医道而做害人的事，只有为公众利益为目的去学医，这才是最好的。”心中有病人，是做一个医生起码的底线，心中有读者，是做一个编辑的基本要求。如果能再多一点以公众利益为目的，那就离好编辑更近了。所以，赵家璧说，编辑就是要生就一颗“编辑心”，长了一双“编辑眼”。有了这样的“心眼”，哪怕别人把门关了，你也能从窗子里跳进去。这是老将林放当年对做好一个编辑记者的形象的比喻，也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书，才会比人长寿。江曾培等人评价赵家璧先生是，“心血传世已成珍璧，风范照人堪称大家”。其实说的就是这些前辈一生钟爱出版，心中始终有读者，才能打造出传世精品，泽被后人。
如果从一个更高的要求来看，一个好的编辑，不仅能策划选题、审稿加工、营销宣传、服务作者，最好还能自己也动手写作，也多少避免一点“眼高手低”的职业病。潘凯雄在《无专业不产业》一文中说，“一个专业的学者未必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职业出版人，但一个优秀的出版人则不能不专业。”继而他说，所谓优秀，一是对自己所处出版领域的学术要专业，否则无从判断选题的优劣高下，也缺乏对优质作者的亲和力与粘连度，二是对出版本身的职业要专业，否则无法做强做大这个产业。
写到这里，正好看到罗伯特·戈特利布回忆录《我信仰阅读》里有这么一段话，戈特利布说，“出版是把你自己对一本书、一位作者真诚的热情传递给全世界的事业”。江曾培先生说柯灵以“美文净化人生，也洗涤江山”。这既是他对柯灵先生的评价，也是他对出版的认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