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各个层面挖掘搜集的涉华情报资料和信息看，制造“中国恐惧”的“威胁情报”和支持中日经贸发展的“机会情报”比重几乎相当，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日关系的复杂性。
创作历史小说《坂上之云》的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曾以“弱智”来嘲笑本国人的情报能力，这是真的吗？
不妨看看这样几个标题，“提防中国海警船可能在‘尖阁’（实为中国钓鱼岛）对日本动手”（时事通信社）、“中国最新弹道导弹发展”（《军事研究》）、“中国海军急速强化”（《世界舰船》）……这是最近几个月日本媒体围绕中国动态所做的报道，字里行间充斥着“以小见大”“由此及彼”“由浅入深”等信息分析和逻辑推理手法，怎么看都不像“情报弱智”的国家。
哪怕在日本国内，《朝日新闻》就有特定栏目“首相动静”，它就像古代帝王起居注一样，如影随形地记录首相每天的活动，精确到几时几分参加什么会议，召见什么官员，和他交谈多久。比如1月22日、1月29日、2月3日下午4时左右，现任首相菅义伟召见的都是内阁情报官泷泽裕昭。翻查历年的“首相动静”，内阁情报官每周都会出现在首相召见的官员之中，但菅义伟的召见约谈时长明显超过前任安倍晋三。由此可见，日本情报工作可谓细致入微。
但我们最关心的是，今天的日本情报活动究竟有多少发生在中国身上？他们又是如何窥探和分析中国前进的脚步呢？
内调情本两强并列
搞清日本情报活动，首先要了解该国有哪些“情报口的专业户”。据统计，日本现有6家官方情报机关，最重要的是内阁情报调查室（内调）和防卫省情报本部（情本）。
位于东京千代田区永田町1-6-1号内阁大楼6层的内调是日本最高情报机关，汇总各机关情报。内阁官房长官每周都必须与内调长官进行20至30分钟会面，听取口头汇报。内调文件是日本内阁制订政策、处置重大事件的重要依据。
1949年3月，驻日美军少将威洛比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发表有关“防止日本共产党壮大，避免日本‘赤化’”的报告。时任日本首相吉田茂计上心来，立即以“反共”为由，向驻日美军申请成立情报机关。于是1952年，战后首个日本情报机关“内阁总理大臣官方调查室”成立。吉田茂把它打造成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相同的全能型情报机关，从事秘派特工、暗杀、颠覆政权等活动。
日本内阁府本部大楼。来源:GJ
可无论美国，还是舆论，都不允许战败投降10年不到的日本就有这等“黑暗组织”。最终，调查室成为简单汇总各方情报并提交简报的分析机关，全由内勤文职人员组成，既无外勤特工，也无情报收集能力。1986年，调查室改组成今天的内调，现有雇员415人，分成内阁调查室和内阁卫星情报中心两个科。
其他几家情报机关中，最活跃的当属情本。它是日本最大的情报机关，2018年雇员逾2500人，预算达528亿日元（2011年之后日本不再公布预算），所有雇员均系自卫队员。但情本出现得最晚，当年自卫队刚成立时，原防卫厅情报一、二课，三大自卫队幕僚本部、各方面队情报科等林林总总几十个军情单位，造成令出多门、效率低下。直到1995年，才由第20任陆上自卫队幕僚长石井政雄倡议，仿照美国国防情报局整合军情单位，组建统一的情本，主要分析各国公开媒体报道、卫星照片以及电子侦听，不像美国中情局、以色列摩萨德那样公开招募培养海外特工。
读图分析名堂不小
表面上，日本情报机关主要依赖公开报道、网络传闻、卫星照片、电子侦听，似乎不像中情局那般张牙舞爪。可实际上，仅靠这些手段就分析获得情报，足见日本对情报的迫切和重视程度。
而刺探中国信息，特别是军事信息，更是日方极为热衷的事情。日本《军事研究》杂志近期刊登署名“田中三郎”的文章《中国空母002型》，对中国航母发展品头论足：“继辽宁舰和山东舰之后，中国下一步发展的将是排水量6-8万吨，装电磁弹射器，载机60-80架，整体战力跟美国海军‘小鹰’号航母相似的常规动力航母，且该舰将在华东某地的超级船坞建造，将来配属给南海方向。”
别看田中三郎如此言之凿凿，这些所谓“情报”实际上是通过长期跟踪，利用谷歌卫星照片等一系列公开资料分析的。且不论准确与否，但从这些手法上可以看出他们的用意。以田中三郎的文章为例，他先臆测新航母的吨位，方法是拿人民海军已服役的辽宁舰泊靠某军港的卫星照片，进行比例换算，得出该栈桥的长度。再与日本横须贺长年停靠美国航母的栈桥比较，计算中国港口栈桥冗余量有多大，特别是它位于南方，于是推测中国新航母将来吨位会比辽宁舰甚至山东舰要多出不少，且母港位置应该不会继续放在北方。
去年7月，日本防卫省公布2020年版《防卫白皮书》。来源：GJ
比起航母吨位、舰型，田中三郎等所谓“专家”对自己臆测的“中国航母产地”更仔细，他们的“证据”就是有关中国造船基地船坞的卫星照片。通过对比不同时间同一地点的拍摄照片，他们判读船坞的船体堆放场有无材料，船台上有无正在拼合的大型船段，包括是否有吊运船段的大型龙门吊出现（或者是有无龙门吊运行轨道），继而推断建造动向，乃至推算出船坞可造舰船的吨位。最终，这些日本“专家”得出了上述结论。
由此可见，就这种公开来源情报（OSINT）的搜集，日本人花了不少心思，需要引起我们必要的关切。
无稽之谈也成“情报”
主要靠“猜谜解题”出业绩的日本情报机关，不靠谱的时候很多。
与“水货CIA”内调，“人出不去”的情本相比，同样从事情报活动的日本公安厅和贸易振兴机构更有“特色”。
号称“日本FBI”的公安厅当初的业务重点是对付国内左翼运动，尽管近年来主要工作已转为反间谍和反恐，但“紧抓意识形态”的根子还未断，对任何涉及国外关系的日本政治事件，都要深挖根源，寻找其背后是否有海外势力的参与，时常会因“中国威胁妄想症”闹笑话。
与之相比，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是独立法人。虽说隶属日本产经省，但更像一家咨询公司。做日本企业海外投资的引路人，让日本企业赚取更多利润，是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最重要的工作。自然，它对于中国这个世界最大的市场倍加关注。
正如长期主持日本《航空爱好者》杂志“中国航空·军事动态”专栏的研究者田边义明所言，情报搜集受国家关系影响甚大。如果是敌对关系，那么以军事斗争、外交串联、经济制裁为主的“威胁情报”搜集就成为主流；如果是伙伴关系，那么以投资考察、技术交流、人文合作为主的“机会情报”就成为急需。他认为，从日本各个层面挖掘搜集的涉华情报资料和信息看，制造“中国恐惧”的“威胁情报”和支持中日经贸发展的“机会情报”比重几乎相当，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日关系的复杂性。
“临时工”常人财两空
需要强调的是，近年来，中国安全部门查处多起日本人在华非法测绘限制地区、拍摄军事目标的情况。实际上，向海外派遣间谍，进行间谍活动，不符合日本法律规定。但某些情报机关又存在对“人力情报”的迫切需求，于是以金钱或其他利益广撒诱饵，招募“炮灰”。
也确有一些日本人或为了赚点外快，或为了某些“特殊目的”，以游客等民间身份来华从事危害中国安全的活动。但滑稽的是，这些“情报临时工”本就不是日本专业机关的“自己人”，自然也不被日本官方承认。一旦他们在间谍活动中失手，日方会第一时间撇清关系，将他们抛弃。
阿尾博政的自传《青桐战士》。来源：GJ
原日本自卫官、后来华从事间谍活动并侥幸脱身的阿尾博政在自传《青桐战士》里吹嘘自己的“心得”，例如“去中国活动的出发地和目的地原则上都是日本”“酒店事先调查好，但不预约”“无论吃饭还是做其他事情，不要故意耍把戏引人注意”……
而阿尾自传里的一件小事暴露了日本对华情报工作的“真谛”：当年他跟曾在情本工作的老同事一起在八洲物产商社工作。这家商社在日本国内承揽自卫队指定物资采购，在国外拉生意，顺带变相给自卫队弄情报、捞外快。
从这个角度看，遏制日本非法刺探活动，既要扎紧篱笆，也要精准出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