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关于驻守喀喇昆仑山边防军人卫国戍边的事，让国人注目，其中四人牺牲及另外几人受伤，亦让人义愤填膺。尤其是他们用身体迎向印军、视死而归的举动，让我们再次看到边防军人的担当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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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边防战士陈祥榕卫国戍边时牺牲，年仅19岁。他曾写下战斗口号：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看到这些，我这个30年前入伍驻守喀喇昆仑山的西藏阿里军分区的老兵，突然觉得高原、边防、军人，经由此事件被拉近，在人们视野里变得清晰。不得不承认，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已经淡忘了高原，也淡忘了那些在海拔四五千米之地忍受缺氧和高山反应，度日如年的军旅岁月。我们淡忘，是因为离开高原后的日子氧气充足，行走自如。如今我们为失眠苦恼，也常常为营养过剩发愁。但是当年每晚都头疼欲裂，胸闷气短，只能睁眼挨到窗户发白的经历，确实是一段难忘的记忆，只不过生活环境变了，人心自然也就变了。
1991年12月至1993年5月，我是阿里军分区汽车营的一名战士，军衔列兵、中士等；先后担任过连队文书、汽车兵。我们汽车营的驻地在新疆叶城的零公里（新藏线起始点），每年五月份上山，颠簸四天到达阿里首府狮泉河。当时有一句老话：在阿里汽车营，不仅要当汽车兵，还要当通讯兵，更要当炊事兵。每次车队上山都要带一部步话机，遇到困难爬上军用电话线杆，打电话求救。而行进途中的一日三餐，则要自己动手做。那时候只有土豆、萝卜、白菜三大样，唯一的调味品是军用罐头，但那样的饭（基本上都是面条）却越吃越香，多年后才明白是因为当时条件有限，是且吃且珍惜的心理反应。
晚上打开携带的被褥露天而宿，虽然铺在褥子下的塑料布可防潮，但不防寒，如果遇上大风，牙齿发颤与大风呼啸的节奏如出一辙。而下大雪则更难挨，第二天早上被子变得像雪推，有的战士冻得无力从被窝中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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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营的老兵已当兵七八年仍然是战士，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等待转志愿兵（即后来的专业士官）。他们年龄偏大，未成家，但在昆仑山跑车，转志愿兵是唯一改变身份的机会。直至现在，他们压抑、焦灼和沉重的神情，我仍然记忆深刻。有一位山西籍老兵，在汽车营当兵八年无望转志愿兵，只能复员回去。在离开部队的前一夜，他悄悄开车出去，一直开到库地达坂下面，坐在引擎盖上望了一晚上昆仑山。天亮后他开车回到汽车营，对营长说，我难受……营长说理解，不追责，边说边转过身擦眼泪。
我们的营长身高一米八多，加之虎背熊腰，声如洪钟，站在队伍前面训话时，胆小的战士会发抖。他弟弟也当了兵，在汽车营，不料弟弟在一次上山运输中遇到暴风雪，好几个脚趾头被冻坏截掉。他带着弟弟返回河南老家，一米八几的人进门后弯着腰，低着头，好像一下子矮了很多。父亲让他直起腰说话，他吞吞吐吐把弟弟的情况告知父亲，从头至尾都没有直起腰。
有一次，一辆车独自上山运输物资，抛锚后等待救援。因为缺水，正副驾驶员熬到最后，在绝望甚至崩溃之际，突然想到当时唯一含水分的就是尿，于是便用杯子接上自己的尿，闭着眼睛喝了下去。人体在昆仑山上缺水，承受能力很快就会到极限，甚至还会有生命危险，所以他们只能喝尿。
我有两位同年兵战友，新兵训练结束后被分配到一个海拔较高的兵站，有一年我从狮泉河下山，夜宿那个兵站时碰到他们二人，一个一头白发，另一个已全部脱发，以至于让我不敢相认。他们准备了饭菜招待我，那个晚上我们虽然频频举杯，但我却不敢去看两位战友的白发和光头。
阿里军分区的汽车兵，从叶城的“零公里”出发，一路经达坂、悬崖、冰河、峡谷、风雪、灾难、乱滩和泥沙。海拔最高的地方近六千米，要时时忍受缺氧和高原反应折磨，到达狮泉河后个个都是土人，满眼血丝，满脸脱皮，嘴唇破裂。有几句经常被人提及的老话，是对他们最准确的例证：“死人沟里睡过觉，班公湖里洗过澡。”“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四季穿棉袄。”
1993年，本文作者（前排右二）与战友合影
阿里军分区出了几个作家，毕淑敏、刘烈娃、殷俭等，还有一位女军医，名字叫汪瑞。我在叶城“零公里”时，看到和听到过很多关于军人的故事，忝为写作者，我应该写一部长篇小说，书名就叫《零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