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 （记者 江跃中 方翔）“我国已出现明显的结婚率下滑、离婚率持续攀升和初婚年龄推迟的趋势；2019年我国出生人口1465万人，比上年减少58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是2000年至今的最低值。”在沪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红房子医院）院长徐丛剑昨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的“中国式婚育”不仅会直接导致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人口红利迅速消退，而且会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他建议采取生育保险社会化、政府化，降低用人单位压力等4项硬核举措应对。
图片来源：东方IC
当前婚姻现状：结婚率下滑、离婚率攀升
徐丛剑委员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当今国人的婚姻观念、婚姻状况有了极大的改变，出现了明显的结婚率下滑、离婚率持续攀升和初婚年龄推迟的趋势。
他分析指出，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青年群体个体意识逐渐觉醒。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对个人生活品质的要求逐渐提升，对自由的追逐以及独立人格的塑造日益强化，而对婚姻的必要性则持保留态度。另一方面，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中大量的大龄单身女性不断涌现，而其中，高知女性的比例较高，“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使得“高知低婚”的现象日益增多。“另外，婚姻成本不堪重负。随着婚姻契约的缔结，房产购置、房贷压力、赡养责任等也随着而来，无形中也会成为阻碍婚姻的一道鸿沟。还有，人口的高迁徙率以及对离婚包容度的提高，使得离婚率也同步升高。
图说：徐丛剑委员。张龙 摄
当前生育状况：2019年比上一年少生58万人
“一项由国家卫健委牵头的于2017年开展的全国性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显示，初婚初育年龄推迟对总和生育率有着显著的抑制作用。当初育年龄推迟成为普遍趋势，由此导致一孩生育率明显偏低，而一孩生育的推迟导致了二孩乃至更高孩次的生育推迟，从而降低了总和生育率。”徐丛剑引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说，2019年我国出生人口1465万人，比上年减少58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是2000年至今的最低值。
徐丛剑分析认为，生育率降低的背后，一方面是“不想生”：包括来自女性自身的原因，如婚后女性的生育规划与个人职业规划之间的平衡难以取舍，而生育后职业被动边缘化的风险大大增加；以及夫妻双方的原因，主要是出于对生活品质的考虑，以及对于承担社会责任的逃避。
其次是“不敢生”。高昂的抚养及教育支出、大量时间精力的耗费，让很多夫妻对于生育望而却步。随着女性生育待遇的提升（包括生育金、生育假等），用人单位会感受到由此带来的成本压力，更容易导致职场性别歧视的发生，这使得更多女性的婚育意愿也进一步降低；生育后的托幼服务、入学后的子女接送等照料负担也使得双职工家庭面临想生而不敢生的尴尬。
“生不出”、“生不好”同样较为常见。初育推迟率的升高导致高龄孕育现象日益普遍，而高龄本身就难以避免地会使得妊娠的成功率大大降低，成功受孕后的健康问题也不容小觑：除母体出现一系列高危妊娠并发症的风险大大增加外，还直接导致出生缺陷率增加，“生不好”的后果则会对整体的人口素质产生不可逆的影响。
图片来源：东方IC
应对举措： 生育保险社会化、政府化
在带到北京来的一件提案中，徐丛剑委员提出了应对的建议举措——
生育保险社会化、政府化，降低用人单位压力。减少企业在生育保险上的压力，降低企业对于聘用女性职工的顾虑。政府及社会更多地承担起生育保险的责任，实现就业和生育并举的目的，营造公平的就业环境。
健全生育保障机制，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进一步完善家庭福利政策、深化妇幼保障，鼓励生育；进一步完善生育保障体系，建立托儿服务体系，减轻家庭负担；加大医疗保障体系的建设，为家庭育儿提供经济和服务支持。
普及生殖健康理念，完善安全救助体系。通过医疗技术的进步和医疗服务质量的提升来保障生育安全，促进优生优育；通过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帮助有生育困难的家庭；积极构建危重孕妇和新生儿紧急抢救的安全援助体系，促进生殖健康。
加强适龄婚育观宣传，促进社会大健康。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让适龄生育的观念深入人心，让更多的适龄青年想生、能生、生得好，从政府、社会和个人三方面形成维护和促进社会大健康的强大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