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记者 江跃中 方翔）世界卫生组织2020年的数据显示，在发展中国家，孕产妇妊娠期和产后经历精神障碍的概率分别为15.6%和19.8%， 且主要为抑郁症。有研究显示，我国孕产妇有抑郁情绪问题达到近43%。这引起了全国政协委员、辉瑞投资有限公司企业资深顾问冯丹龙的关注，她这次从上海带来一件提案，呼吁完善围产期抑郁筛查，加强全方位孕产妇保健服务，提高千万母亲的综合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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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丹龙委员介绍，生育期是女性抑郁症的发病高峰期，围产期抑郁是孕期及产后最常见的疾病之一，其对孕妇自身及家庭会带来严重危害，将直接影响未来人口素质和社会劳动力发展水平。 “我国每年有1500万新生儿，抑郁已成为影响孕产妇综合健康的重要因素。”
2020年9月，国家卫健委公布了《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要求将围产期抑郁症筛查列入常规孕检和产后访视流程，为孕产妇女提供专业支持等。但冯丹龙委员发现，“由于该疾病所处的生理特殊期，目前尚未出台相关实施细则，《方案》中如筛查时间/次数、转诊制度、筛查及治疗费用支出来源、谁来做筛查等问题，都未明确，因此能得到及早诊断、及时系统治疗的女性寥寥无几。”
冯丹龙委员建议，结合现有常规孕检制度，明确围产期抑郁症筛查工作流程和实施细则。 可根据目前常规孕检的检查时间节点、抑郁疾病基本要求，明确孕产妇抑郁筛查的次数、频率和时间，建立统一的筛查流程和执行标准。筛查对象应包括孕产妇本人及其家属，形式以科普宣教、问卷与筛查检查等相关医疗服务为主。如筛查至少应该在孕早期、孕中期、孕晚期和产后，分别进行心理健康筛查；对备孕妇女在孕前门诊、初诊孕妇在建大卡时，由妇产科医务人员进行预防性的科普宣教；对筛查后具有抑郁高危因素的孕产妇，建立联合门诊或转诊制度，给予更为专业的医疗服务和早期干预治疗；在产后访视阶段，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务人员或社工进行产后抑郁的筛查追踪。可采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方式为孕产妇提供宣教、筛查、咨询等优质便民的心理保健服务。
她还建议围产期抑郁的筛查、诊断及治疗费用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应明确由此疾病产生的筛查、诊断和治疗等相关医疗服务费用均可由生育医疗费用支付，也可根据该病的治疗周期制定由生育医疗费用支付的上限总额和时间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