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是归宿于各自不同的树杈上，这种邻居人际关系，是疏离，是分众，是上海式的分寸感。
上海的四季孵化了上海式的分寸，上海的民宅梳理了上海式的分寸。
以淮海中路和南京西路为两条主轴，好几条马路两边，集中地伫立几十幢老式公寓房子，大多已经有八九十年的历史了，现在已然是沿街的建筑和人文风景。当年住得起公寓房子的，是教师、医生、职员、演员，他们生活体面自律，本身便是对分寸的自然把握。公寓房子的格局更加是将上海人的分寸凸显了出来。
所谓公寓，是每一个楼层有若干套独门独户的住家。除了在楼道上相逢一笑，便走进自己家里，和邻居绝少往来，更无过从亲密。公寓房子是将户与户分离，生活空间小了，反而催生了上海人的空间距离要求，人际关系在疏朗中富有节奏，在距离中富有弹性。
新式里弄房子也是独门独户煤卫设备独用的体例。至于石库门，不必看它最出名的“七十二家房客”簇拥，石库门的最初居住模式，是一个门牌号一家人家的“连体别墅”，只有殷实人家才住得进去。新式里弄和石库门的住家与邻居间的关系，仅仅发生在自家门外的弄堂里，弄堂则是开放式的。
北方则不同。北方是大院式的，到了北京，以四合院为代表，是将户与户人与人笼在一起，几户人家合在一个大院里，最善于表达“远亲不如近邻”的传统，恰是四合院，而不是上海的老式公寓，老式公寓里最合适的，是孤独的陈白露拉开窗帘看日出。
我将上海以公寓房子为代表的邻居人际关系称之为“树杈模式”。走进一条弄堂，像是源于同一棵树，而后又转入自家的小弄堂，自家的楼，沿楼梯进了独门独户的家里，像是归宿于各自不同的树杈上，树杈模式的邻居人际关系，是疏离，是分众。
我将四合院的邻居人际关系，称之为“谷场模式”，在同一个谷场不分彼此，虽然也是有各自的家，但是庭院便是谷场的中心。谷场模式的邻居人际关系，是围拢，是合众。
按照存在决定意识的理念，上海人之所以做不到北方人那样善于合伙拉帮结派，在各自迥然不同的居住模式中，已经冥冥而定了。
树杈模式分众居住的公众空间，比谷场模式合众居住小得多，但是个体空间反而大了，有更多的个体想象和个体努力的自由。
按照美国人类学博士爱德华·霍尔的观点来说，人与人之间保持距离不越界，既是对亲属关系的尊重，也是一种分寸感的体现。
2020年刚去世的俄罗斯著名作家邦达列夫，或许也是经历过和中国人相仿的社会生活，对“边界”看得很重很极端：人类一切痛苦的根源，都缘于缺乏边界感。这个边界感，也就是中国人的分寸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海人的分寸就是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边界感。公寓房子是有边界感的，如今写字楼里办公桌之间的格挡，也恰是边界一般，可以看作是树杈模式的人化空间。
树杈模式，因为分众而更需要自我能力的完善，要有足够的自我保护，要和外界对方保持有安全感的距离。所以，和上海人结交朋友，远不如和北方人交朋友来得爽快。
住在公寓房子里面的人，文质彬彬，见了面微微一笑，各进各的门。公寓房子里的人很少有包了馄饨一家家人家去敲开门分享，人与人之间是不热的；当然也绝少吵来吵去，人与人之间是不烫的。树杈的间离效应发生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