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黎平，“曙光之城”。
这里是连通湘、黔、桂三地的交通要冲。
在这里，中共中央召开了长征路上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
在这里，毛泽东同志关于重大战略决策的正确意见，自长征以来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得以确认；
在这里，中央红军进行了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休整和改编。
红军为什么来到这里？为什么在这里召开会议？会议又解决了哪些重大问题？循着当年红军的足迹，求是杂志社调研组与您一起探求答案。
争论仍然激烈
1934年12月13日，中央红军从通道出发，兵分两路向黎平进军，突破黔军防线，于15日攻占黎平县城和老锦屏。
此时的红军，虽然对进军路线做了调整，暂时甩开了国民党追兵，解了燃眉之急，但却没有从根本上统一思想认识。
自渡过湘江后关于红军前进方向的争论，并没有结论。一些人仍然坚持北上、到湘西去的错误观点。
在这样的形势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一些中央负责同志，要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
12月18日，在黎平县城翘街上一个名为“胡顺荣”的商铺里，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会议，史称“黎平会议”。
这是通道会议之后，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一次更为重要的会议。
北上还是西进的争论，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结论
黎平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参加者有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博古、王稼祥等。
会上，毛泽东同志坚决主张中央红军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力主改向黔北进军，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
他具体分析了敌我情况的变化，强调指出：根据敌我情况的变化，中央红军应向遵义地区挺进，如有可能，还可以入川，会合红四方面军，在川陕协同作战。
会议从白天开到深夜，争论十分激烈。最终，与会多数同志接受了毛泽东同志“向黔西北进军”的正确主张，通过了根据他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
从会议的决定看，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长征以来首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明确下来，意义极为重大。
决定指出：
“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
“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为着保证这个战略决定之执行，必须反对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
会议还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会后，周恩来同志把会议决定的译文送给因病没有参会的李德看。李德大发雷霆，向周恩来同志提出质问。周恩来同志的警卫员范金标回忆说：两人用英语对话，“吵得很厉害。总理批评了李德。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我们又马上把灯点上。”
赢得人心、走向主动
黎平会议确定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决策，使红军避免陷入绝境，并开始从长征出发后的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赢得了主动。
会议否定了不切实际的战略方针，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在关键时刻起到了统一思想、凝聚军心、团结队伍的重要作用。
黎平会议结束后，中央政治局、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迅速传达贯彻会议精神。
一是由中央书记处逐级向下传达会议精神。
二是中革军委为执行黎平会议决议及时作出行动部署。
三是总政治部发出关于执行政治局决议的训令，要求各级政工人员做大量的解释工作并说明政治局决议的重要性。
在黎平休整期间，红军还进行了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整编。
这一系列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举措，振奋了全体将士的精神，鼓舞了他们的斗志，增强了全党、全军的团结，这对从转移以来屡遭挫折的中央红军是至关重要的。
曾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陈靖在《忆红军在贵州的三进三出》中这样写道：“黎平政治局会议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转兵贵州进入黔北的主张。在漆黑路上长征的红军，对这片光明充满深深的感激之意。这种心情，没有经过漫长夜路的人，是难以体会得到的。”
红军战士的感受是：“心里有了希望，情绪也高了，劲头也大了。从黎平到剑河，从剑河到台拱，从台拱到黄平，几乎一天一个县城，翻山越岭的也不觉得那么累了……”
红军长征在黎平期间， 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深得人心。黎平会议刚结束，红军总政治部下达了《关于我军沿途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红军所到之处还贴写了许多标语，宣传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解放。
黎平群众积极为红军筹粮、架桥、带路、提供食物，使红军顺利通过了民族地区。受红军行动和宣传等的影响，当地不少青年还主动参加了红军。
军委纵队政委陈云同志后来以廉臣的笔名发表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感人的故事：
“当我等行经剑河县附近之某村落时，见路边有一老妇与一童子，身穿单衣，倒于路边，气息尚存……正询问间，赤军领袖毛泽东至，告以老妇所言。当时毛即时从身上脱下毛线衣一件及行李中取出被单一条，授予老妇，并命人给以白米一斗。老妇则连连道谢含笑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