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希德、苏步青、本文作者
【一】
1968年，我走出天山中学的校门，踏入上海食品机械厂的大门，走上人生的工作岗位。五个春秋后的九月初，我离开了工厂，来到复旦大学经济系求学。三年后，毕业留校，加入了经济系的教师队伍。不久，粉碎“四人帮”，我被借调学校复查组，将近一年，结案后就被调至校党委办公室工作。
时任校领导是：党委书记夏征农夏老，校长陈望道望老，副校长苏步青苏老等，但望老年事已高，从未见过。1978年4月苏老任校长，次年初，夏老调任上海市委书记，盛华同志任校党委书记。此时，组织上明确我担任书记的秘书。这样，在日常的工作中，我有幸认识了复旦的几位名师、大家，尽管只是“点滴”，或者是一点一滴，但仍然感受到他们的精神、他们的风范。
苏老是我认识的大家中接触比较多的一位。
“文革”一结束，复旦面临“百废待兴”，既要拨乱反正，开展揭批查，开展复查，平反大量的冤、假、错案，又要恢复高考招生，重建各类学科、专业、开展各类科研的建设，可谓千头万绪，十分繁重，用一个字形容就是“忙”。而忙中有一，就是会多。最重要的会就是党委校长联席会，共同研讨、决策学校的重大事项。
会议室就在盛华书记的办公室，在四幢楼的第二幢二楼（一幢是校长、副校长办公室，二幢是书记、党委办，三幢是宣传部、统战部、校刊等，四幢是组织部、纪委）。那时办公条件非常简单，可以说是简陋，朝南临窗一边，坐东朝西是一张办公桌，面对面两张椅子，西边是两个书橱；书桌北侧和北面，是一排旧沙发（沙发的布套洗得冒边），另一西面是几张折椅。
会议多，有时是早晨，有时是下午，有时一整天。无论是上午还是下午，无论是刮风下雨，无论是天寒地冻还是酷暑难熬，苏老总是分毫不差，提前五分钟到会，从未迟到过一次。有一次开会前，雷鸣电闪，瓢泼大雨倾泻，我和办公室同志都担心苏老能不能来，正要向盛华同志建议，会议是否延迟一点，正在这时，苏老撑着一把雨伞，笑呵呵地走了进来，卷着裤脚管，上衣已被淋湿，连夹在腋下褐色的公文包里也已进水。一看此景，我们都是感动无比，说不出话来，连忙为他擦水，他却说没有关系，步入会议室。
作为会议记录者的我，办公室就在隔壁，近在咫尺，是进入会场的必经之地，常常是苏老笑着主动与我打招呼，“小顾同志，早上好”，听到浓浓的浙江乡音，我顿时会有一股暖流在心中升起。也有的时候，我一进会场，就见到苏老已端坐在沙发上和周围的同事寒暄交谈或认真阅读会议文件。
苏老和各位领导都有一习惯性的位置，他的位置靠近盛华书记，他的耳朵有点背，可能是年岁的缘故，在听其他同志发言的时候，神情非常专注，一会儿侧过头来，一会儿侧过头去，有时会频频点头，有时会放怀发出笑声，有时会发表自己的见解，有时会说出赞成或者不同的意见。
从这些不易察觉的细微末节中，在耳濡目染里，我深深感受到苏老这样一位大师、大家的风范——那就是对人的“尊重”。
记得1979年盛夏的一天下午一时许，我匆匆赶往物理系了解一个情况。在图书馆门口，由于眼睛近视，看不清不远处行人的面孔，只听见“小顾同志，下午好，上哪儿去啊？”抬头一看，苏老已迎面走到眼前。我连忙停步站下回答，“苏老您好，不好意思，眼睛近视，没有看到您。我到物理系去。”“哦，你去吧，不过，我建议你还是配副眼镜。”我连忙答应称是。不久我就配上了眼镜，开始成为四只眼了。几十年了，千百次上万次取下眼镜戴上眼镜，我总不会忘记苏老叫我配眼镜的一幕。“尊重”别人，在我心中已深深地扎根。
作者（左）与苏步青（中）合影
【二】
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当晚，八点新闻公报要发表，解放日报记者章成钧同志下午电话联系，要求采访苏老，苏老欣然接受。当晚7:50，我陪同章成钧同志来到苏老在复旦大学第九宿舍的寓所。一进门，就见苏老心情十分愉悦，满脸笑容，正在兴致勃勃地挥毫，写字台一旁的电视机早已打开，笑着说道：“马上就好、马上就好，你们请坐、请坐。”见此情景，我竟然一时兴起，没加思索脱口而出：“苏老，就你的方便，请赐墨宝一幅。”“我的字写得不好，只是八十学吹打，写写玩。不过有一点想学我们苏家的苏体。”说着又哈哈笑了起来。我说：“是苏东坡，苏体吧。”他又开怀地笑了。
我们一起收听了十二大的新闻广播，然后他就兴致勃勃地畅谈起他的观看感想体会。章记者和我一起快速地记录着，苏老侃侃而谈，思路十分清晰，认识非常深刻，充分体现了他的喜悦之心、拥戴之情，反映了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第二天解放日报头版就发表了章成钧采访苏老的文章。
过了没两天，我刚到办公室不久，就听到苏老叫我的声音，不知何事，连忙下楼。只见苏老打开他褐色的公文包，取出一个信封，递交给我：“你要的字，我写好了。”我心中顿时一阵激动，双手接过，连声道谢：“谢谢，谢谢苏老。”他却说了一声：“写得不好，不用谢。”转身朝一幢楼的校长办公楼走去。我迫不及待地回到办公室，打开信封，抽出折叠的宣纸，舒展开来“历史长途走不完……”映入眼帘，办公室同事也围拢来看，都说，好难得，好难得。
苏步青赠作者的书法
1984年我离开复旦党办，1986年5月到上海国际饭店任职。苏老知道后，遇有外宾宴请，总让学校外办同志安排在国际饭店。七月一次，宴请外宾结束，苏老送客到电梯口，校外办主任陪送下楼，我在一旁陪坐。苏老欣赏起宴会厅墙壁上齐白石的“春夏秋冬”四幅画，赞声连连“好画，好画。”我说，我们复旦的教授苏老、周谷老、伍蠡甫、郭绍虞、王蘧常等先生书画也挺好，更有文人学者的气韵、精神。其他在旁的几位也同声附和，苏老也十分高兴，我不知怎的，一时兴起，讲起了几年前苏老赠我的书法墨宝，还背诵了其中两句，苏老更是高兴地说：“你喜欢就好、喜欢就好，有空再给你写一幅。”我口中连说“不敢、不敢”，可心中真是求之不得。
过了差不多一周，他的秘书王增藩来电话说：“苏老为你写好字了，要我转交给你。”我喜出望外，当天下班就迫不及待赶往王秘书家取回苏老的书法。回到复旦第一宿舍的家，一刻未缓地打开，欣赏起来“瀛洲东望思绵……”一遍又一遍朗读，努力去体味苏老诗作的意境、情怀……
随着工作的调动，住房条件的改善，我也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我把苏老的书法墨宝装裱后挂在墙上，时时欣赏他的书法，拜读他的诗作，我也给书房的名字定为“清斋”，我理解，这是苏老以“清斋补壁”为名，无言无声中戒告我要安于清贫、清清白白做人、清清白白做事。殷殷之情，跃于纸上，充塞字里行间，使我终身受教，终身不敢忘却。
作者与苏老，摄于1986年
【三】
1977年我在复旦大学党办工作时，谢先生就任复旦大学副校长。1983年初，谢希德先生接任苏老任校长，是首位中国大学的女校长。
我认识、接触谢校长，同样源于当时学校的书记校长联席会。一次会议结束，站在门口一旁的我，正想与她打招呼、说再见，她却停步看着我亲切地说到：“小顾，你辛苦了。我们开了半天的会，你记录了半天，手酸了吧。”我不假思索地本能地回答：不累，不辛苦。她的话，虽然是轻轻的淡淡的，但我心里一股暖流在升腾、流溢，暖暖的。望着她慢慢离去的身影，我觉得她是那么慈祥、那么仁爱，就像自己的妈妈一样。
一个周六的下午，会议结束后，天已黑了，还下着雨，刮着风，三九隆冬，更显严寒。我正愁怎么回家，那时我家住长宁区中山公园附近，女朋友家住打浦桥，去哪都要换几部公交。我一面整理着办公桌上的文件，一面望着窗外。这时，谢校长走过我的办公室门口，驻足叫我，我连忙走到她的身边，问道，“谢校长，请问有什么事？”“没有事，就问你今天回哪里啊，回父母家还是回未来的岳母家啊？跟我走吧，带你回家。”我既感动又感激，一时语塞，还来不及回话，一旁的党委办公室主任盛善珠也体贴地笑着说：“小顾，不用客气了，快跟谢校长走吧。”这样我也就不再推延，乐呵呵地赶紧拿起包，赶忙跟着下了楼，坐上停在门口小车的副驾。
车开了，心里仍然还是有点忐忑不安，不知说什么是好。过了一会儿，还是谢校长主动地同我聊起了天，关心地问起我的工作、我的家里情况。不知不觉中，我的心情放松了，不那么拘束了。车子一路穿过四平路，吴淞路，到了外滩，转入延安路，快到瑞金二路时，谢校长对驾驶员小孙说：“前面左转，先到建国路，让小顾同志先下。”我赶忙说：“先送您，先送您。”“没有关系，你先到先下。”小孙也笑着附和：“听校长的。”我再次感谢，她说：“我们同路，顺便的事，以后回家我们一起走。”车一停在路边，我连忙打开车门下了车，撑起雨伞，挥手致谢告别。车窗玻璃后面的她也向我挥动。站在路边的人行道上，目送着小车向西驰去，望着车轮溅起的水花，望着远去的车影，风越刮越大，雨也越下越大，我的脸上淌流着水，是雨水，还有泪水。
之后的日子里，每逢周六下午开完会，谢校长和袁成瑞副书记就会同我开玩笑地关心着我（袁书记家住华东政法学院教工宿舍，靠近中山公园），“小顾今天跟我去岳母家吧”，“小顾，跟我回娘家吧”。直到我在复旦第八宿舍分得了房子，但只要回家看望老人，我就自然而然地搭坐两位领导的顺风车。
“回家”的感觉真好。
【四】
1983年8月，盛华书记离休了，党委组织部门安排我参加上海市委党校和市委组织部举办的上海市第十期干部轮训班，为期半年，刚过两个月，我被抽借到上海市委整党办公室秘书组，工作一年多后，经慎重考虑，我决定离开复旦，到刚成立不久的锦江集团工作。年底，正式决定后，我回校办理人事调动手续和组织关系，先到校长办公楼前，正好迎面见到谢校长下楼出门，我连忙停步致意问好，谢校长一见我立马就说，小顾同志，听党办同志说你离开复旦，他们都希望你回来，你还是回来吧。语气还是那么亲切，眼神还是那么慈爱。我当时真是有点心软、心动，但已到了这个分儿上，我也只好如实禀报已作了决定，并再次感谢她的关爱，并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复旦的十年培养。见我主意已定，她认真地说道，看来只能祝你在锦江工作一切顺利。怕影响她的工作，我笑着、谢着向她告别，她伸出了右手，我紧紧双手相握，一股暖流再次升腾。在谢校长的祝福声中，我走出了学校的大门，离开了复旦，开始了新的人生历程！
1986年我任上海国际饭店经理，谢校长也和苏老一样，常把外事、公务宴请活动放在这里。每当谢校长来店，我总在门口恭候相迎，宴会结束后，亲陪坐电梯、下楼、扶送上车，谢校长总是热情鼓励，使我备受鼓舞。
谢希德在国际饭店的题字
从1986年至1995年期间，我作为上海市人代会行政组的负责人之一，完成人代会餐饮服务工作。其间，谢校长从1988年担任市政协主席后，均参加会议。每每见到她总是容光焕发，满面笑意，步履匆匆，她是更加忙碌了。我有时上前问好，有时只好远远望着，不敢轻易打扰。1993年后，我搬迁至高安路，谢校长此时也乔迁至吴兴大楼，一路之隔。站在楼上向家的窗前西望，清楚可见吴兴大楼。我仿佛看到，那大楼里，窗前灯下，谢校长在伏案忙碌，我也常常路经吴兴大楼，又恐打扰，不敢造次拜访。
谢校长已离开我们多年了，但她的音容笑貌，她的仁爱之心，她的高尚情操，她的人格风范，永远永远长存于世，光照人间！
【作者简介】
顾永才197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后留校工作，曾任上海复旦大学校党委办公室秘书。1984年调往旅游系统，先后在上海国际饭店、上海衡山集团、华亭集团任总经理。后任锦江国际集团副董事长、高级副总裁。上海市十届政协委员，上海复旦大学校友会荣誉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