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的“庖厨”与今天的美食厨艺完全两码事，如今的“君子”实在应是“近庖厨”才对。
孟子云：君子远庖厨。我虽非君子，对“庖厨”的事却也一向外行。当然，由于这“一向外行”，间接也导致了平素颇多的损失。往小处说，似乎只是少了一些口腹之欢；但若细究起来，庖厨的疏远，或也可能会影响到家庭的和美、邻里关系的睦爱以及同事朋友的亲近，间接中的偶然，隐约中的必然，皆难说毫无关联。那么，个人的口腹事小，而大幅度拉低了朋友乃至家庭社会的幸福指数，则罪莫大矣！不过，以前的“庖厨”，多以烹牛宰羊、大开杀戒为乐，与今天的美食厨艺完全两码事。至少照晚近的发展态势来看，“君子”实在应是“近庖厨”才对。
远的暂且弗谈，就20世纪初以来的许多文人学者、翩翩君子，能吃、善吃、会吃的还真不少。当然，若要能加冕一顶“美食家”的徽号，光是善吃还不行，还要能写，像谭延闿、马叙伦、范烟桥、郁达夫、丰子恺、梁实秋、唐鲁孙等等，皆热衷于谈吃，也是写美食文章的高手。谭延闿身出名门，父亲谭钟麟就爱好美食，清光绪时任过两广总督。受家庭的影响，谭延闿十分熟谙湘粤两大菜系，且研究深入，时有心得，甚至对湘菜的改良与推进他也有贡献，这才是“吃家”与“吃货”的区别。
文人笔下的美食，其实滋味的分享只是个“药引子”，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在美食背景下的一些渊源风俗，以及名人或闲人的馋佬故事，才是聊不尽的话题。郁达夫、梁实秋在谈吃的文章里，曾写到一种似蛏似蛤的美味，因其状如舌，故称“西施舌”。此物汆汤，味儿甚佳，含在口中滑嫩柔软，似乎就让人因美食而生出遐想。我记得费孝通写家乡的腌菜，汪曾祺写高邮的鸭蛋，皆细致入微，生动有趣，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读了汪文，我才第一次知道鸭蛋其实和“脸蛋”一样，也讲颜值，有的长得俊美，有的长得呆头呆脑，模样有点蠢。我读书到此恍然大悟，悠然会心，怪不得常有“笨蛋”一词。
昔日文人俱往矣，然前辈风流，尚未绝响。当今的文人作家中，擅写美食的高手也有不少，但大名鼎鼎的沈嘉禄兄，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朋友中最使我佩服的，大概就是嘉禄兄手中的这支笔了。以前他写小说散文，写收藏鉴赏，写美食随笔，三箭齐发，并驾齐驱。而且他写文章十分轻松，倚马可待。我估计嘉禄兄写文章就和人们玩游戏一样，是觉得好玩，陶醉其间乐此不疲，故才会有如此的高产。近些年来，也许是朋友召宴日增，嘉禄兄关于吃的文章也愈写愈多，从原来的“三驾并驱”而成了“一马当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册《手背上的一撮盐》，我已不记得是他的第几本关于美食的随笔集了。只记得十多年前他曾写过一本《上海老味道》，就深受读者的欢迎，多次再版，风靡上海滩。这主要是嘉禄兄的美食文章，既有专业高度，又有独到的叙事角度，还有历史人文、世态风情、名人掌故……许多生香活色的场景，在他的文字中都如闻其声，如见其人。难怪他的书会畅销，在美食类随笔中，具有“教科书”的典范。我就不止一次地听餐馆老板说起，他们有的菜品就是参考了沈老师的书中意见，或增加或改良的。不同的读者可以从嘉禄兄的书中寻到不同的需求，生出不同的共鸣，餐饮人士读了知味，好吃分子从中分享了美味，寻常书友则读出了生活趣味。
我一直以为，趣味往往是第一位的，在有趣的前提下，不论是写美食、写旅游、写人物，都会十分好读。嘉禄兄就具备了这一点。古人所谓的“能、妙、神”三字，嘉禄兄几乎一个人包圆了，他手中的那支笔几乎无所不能，说起故事时常是妙趣横生，至于他的美食文章，我看他怎么写都成，几乎已是出神入化了。
说来惭愧，近二十多年来，我跟着嘉禄兄不知蹭了多少次大小宴请，正如曾有人说过：“不要人请我，亦非我请人。但愿人请人，中间有个我。”尽管我常常作为“中间那个我”，吃了无数次，然生性愚钝，庖厨的技艺却丝毫未见长也。好在不懂得庖厨却并不妨碍赏读有关庖厨的美文，其实天下最好吃的美食都在书中，都写在了文字里。我们不是常把读书就比作美食么？三味书屋的那句对联写得好：“至乐无声惟孝悌，太羹有味是诗书。”读沈嘉禄的书，就是太羹，就是最好的美食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