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记者 范凌志】编者的话：本月2日，德国学者郑国恩发表名为《强迫劳动以及新疆境内的劳工输送框架下的强迫迁移》的报告，声称“南疆富余劳动力的迁移是为了降低当地维吾尔人口比例”“维吾尔年轻人到内地会被汉族同化”。这份报告称其内容是基于中国南开大学中国财富经济研究院2019年12月发布的一份工作报告，后者22日发表声明，痛斥郑国恩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颠倒黑白、穿凿附会，断章取义地歪曲和错误解读了该院的研究成果。同一天，中方宣布对欧方严重损害中方主权和利益、恶意传播谎言和虚假信息的10名人员和4个实体实施制裁，其中包括郑国恩。他渲染的所谓“中国新疆存在强迫劳动”，也是近年来西方反华势力博眼球的新抓手。23日，暨南大学传播与边疆治理研究院发布题为《“强迫劳动”还是“追求美好生活”——新疆籍工人内地务工情况》的调研报告，以翔实的第一手素材戳破郑国恩等人散布的谣言。
实地调研：走访5家企业，采访70人
梳理西方涉疆舆论脉络不难发现，2019年底，新疆宣布参加“三学一去”（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律知识、职业技能和去极端化）的教培学员全部结业后，此前一直污蔑教培中心是“集中营”的西方反华势力开始寻找新的舆论“爆点”，“强迫劳动”就是其中之一。
近年来，在国际舆论场炮制涉疆谣言的并非只有美国极右翼组织“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成员郑国恩。2020年，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抛出一篇题为《出售维吾尔：“再教育”、强迫劳动和超出新疆的监视》的“研究报告”，声称有“充分证据”表明，在中国政府的主导下，新疆少数民族劳动者在内地企业接受“强迫劳动”作为“再教育”活动的延续，他们在内地企业务工期间被“严密监控，居住在被看守的宿舍，且被限制自由流动”，“没有宗教信仰和休息休假的自由，且被迫在工作时间外学习国家通用语言和接受意识形态教育”。
“去年看到ASPI的报告时我特别震惊。”暨南大学报告的作者之一尼罗拜尔·艾尔提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她15岁到内地上学，通过自己的努力读到博士，学术素养扎实。在尼罗拜尔看来，这份报告十分可疑：“里边都是一些二手资料，比如卫星图片、论坛上的信息，完全没法保证真实性，最后的指控也很荒唐，于是我想实地调研一下。在暨南大学传播与边疆治理研究院的支持下，我们完成了调研和报告的起草。”
暨南大学报告使用焦点小组访谈、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等研究方法，对广东省5家聘用新疆少数民族工人的企业进行调查（其中包括ASPI报告中提到的两家企业），共访谈了包括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在内的新疆少数民族务工人员共计70人，观察5家企业新疆少数民族工人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在素材翔实和严谨程度上碾压从未到过新疆调研的郑国恩和ASPI等反华势力。
有意思的是，郑国恩得知暨南大学要发布这份报告后，21日在个人社交网络上阴阳怪气地说：“这是北京的宣传策略，目的是驳斥我的发现。这项新研究只会发现‘灿烂的笑容’和‘没有强迫劳动’。”
对此，尼罗拜尔22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不知道郑国恩是不是心虚了，才提前为自己的尴尬打预防针？我们的报告是对调研事实的客观呈现，相比之下，我从没见过郑国恩的所谓报告里有什么实地采访的第一手信息。如果他自认为是学者的话，就应该秉持学术理性的基本要求，正确看待我们的研究成果。”
这份报告的另一名作者是暨南大学传播与边疆治理研究院特约研究员陈宁，她和尼罗拜尔从萌生想法到最后完稿，总共花了约9个月的时间，支撑这份1.8万字报告的素材全都通过实地调研获得。报告第一部分提到，这次调研主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新疆少数民族群众为什么到内地企业务工？在内地企业务工的工作及生活情况如何？到内地企业务工对新疆少数民族群众有什么意义？这些少数民族群众对未来又有怎样的计划？
赴内地务工的“拉力”：
收入较高，环境更宜居
调研发现，5家企业的新疆少数民族工人全部都是出于个人自由选择到广东省务工。原因大致如下：受自然及社会环境吸引（15%）；高收入吸引（36%）；家人朋友介绍（24%）；另有13%的工人受教育资源吸引，8%为了学习语言和技能，5%期望能够借此机会开阔眼界。
“人口学中的推拉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和人口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人口迁移的原因是人们可以通过搬迁改善生活条件。于是，在流入地中那些使生活条件改善的因素就成了拉力，而流出地中那些不利的社会经济条件就成了推力，这两种力量共同作用于人口迁移。”报告指出，内地省份更优质的社会经济条件、更宜居的自然环境成为吸引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前来务工的“拉力”，而家乡相对较低的收入和欠佳的自然环境作为“推力”，使他们更愿意到内地务工。“不知道你去过和田那边没有，下土真的很严重。广东太干净了，在这儿我没踩到过土路，一年四季都湿润，脸上不用擦油。”一位来自新疆和田的维吾尔族受访者说得十分直白。
对新疆籍务工者来说，高收入的吸引几乎是他们来内地最主要的原因。通过对5家企业474名新疆少数民族工人调研发现，他们在内地的年收入基本在49500元至71500元之间，人均55110元（以一年工作11个月计算，因为工人每年有1个月回家乡休假）。工资最低的新疆少数民族厨师的年收入也可达到38500元。根据《2019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9年全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103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664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122元。不难看出，在广东务工的新疆少数民族工人的人均年收入不仅远超家乡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甚至超过家乡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优质环境加上较高收入，出疆务工自然会吸引更多人。调研发现，近2/3的工人是夫妻、家人或朋友一起来内地务工。至于他们的日常生活，报告显示，工人每天正常的工作时间大多为8个小时（部分技术类岗位工作时间更短），分为白班和夜班两个班次，在企业订单较多时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有额外的加班，除了加班和夜班有额外工资和补贴，技术类岗位也有绩效工资。调研中涉及的5家企业都为新疆少数民族工人免费提供集体宿舍，一般为2-4人/间，宿舍配有独立卫生间和浴室，也装有空调、全自动洗衣机等常用家电；针对夫妻，企业会优先给新疆少数民族工人提供免费或廉价（100元/月）的夫妻房。也有一些工人选择在工厂附近租房居住（300-400元/月）。
考虑到新疆少数民族工人返乡路程远，报告调研的5家企业每年给他们放30天的探亲假，按期返回的工人可享受由企业提供的全额补贴，其中4家企业报销往返交通中的火车卧铺车票，1家企业可报销机票。
报告得出的结论是：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在内地企业务工的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存在ASPI报告所称的“再教育”“强迫劳动”和“监视”。报告说：“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出疆务工是他们自主自愿的选择，所调查企业的新疆少数民族职工各项劳动权利都得到了充分保障。生活方面，新疆少数民族职工有宗教信仰自由、使用本民族语言和文字的权利，可以自由选择住所等，另外企业为照顾新疆少数民族职工的宗教信仰和饮食习惯，均配备了专门的本民族厨师，提供清真饮食。”
说事实，西方反华势力“常常装听不见”
“一名来自阿克陶县的维吾尔小伙子在跟我们聊的时候，眼里发着光。他说，自己在家乡时到山上放羊，晚上能找个避风的地方、靠着石头睡一觉就是最大的幸福。”尼罗拜尔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调研期间她每天晚上回到住处都会掉眼泪，一是为这些工人感到高兴，同时也因为自己是从新疆走出来的，非常能理解他们的感受。
“我刚到内地上学时，第一次接触到比较先进的教学环境和授课方式，感觉很新鲜，同时意识到，原来国家发展已经这么快了。”尼罗拜尔说，那段时间正好是她树立人生观价值观的时候，国家相关政策改变了她的命运。相比之下，彼时仍在家乡的很多亲友连村子都没出过。“我在喀什疏附县的亲戚家里有7个孩子，初中毕业之后都务农，人均三亩地，仅靠种地根本没法脱贫，剩余的年轻劳动力也容易被引上邪路。”
报告显示，出疆务工对新疆少数民族群众有许多积极意义，包括增加家庭经济收入、开阔眼界及转变观念、提高语言能力和职业技术水平、让子女享受内地教育资源、提高女性家庭和社会地位等。受出疆务工经历影响，46%的少数民族工人希望继续在内地工作增加收入，31%的人计划用积蓄回家乡创业，23%的人计划移居到广东省生活。
热衷于抹黑新疆的反华势力不会在意这些改变命运的故事。郑国恩在2日的报告中称，虽然中国强调相关措施首先是为了脱贫，但“很显然经济并不是最主要的目的”，而是为了“降低南疆维吾尔族传统地区的维吾尔族人口比例，打破维吾尔人的村庄以及家庭传统结构”。
在被问到如何看郑国恩的“研究结论”时，尼罗拜尔被“气笑了”：“自愿、自由流动是每个人的权利。难道维吾尔族人就应该世世代代生活在新疆，不许去其他地方吗？冬天的时候，很多新疆少数民族居民会到海南去过冬，按照郑国恩的理论，这是不是也成了被‘汉族同化’了？”
郑国恩还宣称，将南疆的维吾尔族年轻人从新疆送往中国沿海等地区，使他们“被大汉族所同化”，这些被送往沿海地区的新疆年轻人“事实上也是强迫劳动的受害者”，因为他们“别无选择”，“倘若他们拒绝接受政府的援助，就会被划入极端分子的范围，将被送往‘再教育营’”。
尼罗拜尔和陈宁的调研发现，新疆少数民族工人完全能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务工地点和期限。报告提到一些细节，比如“A企业人事部门负责人带我们参观，其间有两个新疆少数民族工人看到人事负责人到了生产线，停下手上的工作专门来问厂里最近招不招人，因为有3个在东莞打工的工人想过来，人事负责人表示可以明天联系他并留下了联系电话”。
“先抛出所谓报告，再由媒体跟进炒作，这是西方一些势力抹黑中国的常见手法。”陈宁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西方意识形态充满傲慢和“双标”，普通民众亦对新疆知之甚少，即便说事实，对方也常常装听不见。“比如BBC这样的媒体，已经快有百年历史了，现在它的所作所为是在毁坏自己的声誉。至于这些标榜自己‘关注新疆人权’的学者和媒体，每当听到此类论调，我心里都会蹦出一句话：在西方这些‘棋手’眼中，中国新疆的老百姓就是棋子，棋手爱的只有赢，哪个棋手会真正爱棋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