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最冷的日子，我在深圳避寒。深圳的气候温暖如春，阳光下，穿一件长袖T恤足矣。住在京基一百，深圳的地标性建筑。斜对面，便是著名的打卡地，小平南巡的巨幅画像。有次散步到那里，在游人中发现一个颇有辨识度的脑袋，下意识地叫了声，文官。那只脑袋转过来，果然是文官。
与文官相识在南京植物园。那年春天，江苏作协办了个为期两周的读书班，三十几个人，吃住都在南京植物园，环境幽雅，伙食也好。每天由文学名家上课，都是些如雷贯耳的名头。还有个南大的教授，讲国外的文学动态和流派。教授喜欢考问，诸如，这个潮流知道吗？或者，这部小说是谁写的？有时我们是真不知道，有时是看他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不顺眼，懒得理他。教授便很得意，正待揭晓答案，座中一位温婉清丽的女子作了回答。那女子平时娴静不语，总是在关键时刻来一句，弄得教授很败兴。那女子叫丹娃，以小说见长。
下午是自由讨论的时间，气氛热烈，争相谈新小说的构思，丝毫不怕被人剽窃。也有人雄赳赳地说，某个中篇将在某刊的第几期发表；还有的说，某篇小说被《小说选刊》选中了。那些都是文坛的新星，练家子，张口闭口都是创作，都是文学。这不是赶时髦，是渗透在血液里的信仰。也有不少是来打酱油的，蹭吃蹭课，我就在这拨人里，窝在角落毫无愧色地交流小道消息，或者议论中午的伙食如何如何。两拨人的境界相差悬殊。
吃了晚饭，一行人便穿过植物园，散步去相邻的明孝陵。沿途的神道有石人石马，分列两边，很壮观，其中一个石人，文官模样的，头颅造型和我们中间的某人颇为相像，越看越像，于是此后便叫某人“文官”。某人来一趟读书班，这也算是收获之一。
我和一位姓孙的仁兄睡一个房间，私下场合两人也谈文学，谈创作，更多的是谈些不上台面的话题，很投机。老孙总是劝我先睡，说他打呼，等我睡着了他再睡。我起先不知道他的厉害，等到尝到厉害，可谓心脾俱裂。那不是打呼，光听声音，以为我们房间整夜都在杀猪。于是便去和一伙淮阴来的朋友打八十分，消磨时间，不到困倦至极不敢回房间。牌艺不精，老是出错牌，老是被我的搭档骂，从不回嘴。旁观的王明皓赞道，你的涵养功夫太好了。我听出他的意思其实是说，你的牌打得确实太臭了。王明皓并非等闲之人，他写的小说《快刀》，令人望而生畏，你都想象不到小说可以写得这么极致这么精彩。那次读书班，还结识了好些个文友，就中一个叫王大进的，大眼睛，顾盼生动，有明星气象，要是从影，便是唐国强一类的人物。他后来在文坛闯出了一片天地，佳作迭出。读书班结束后，我和王大进依然保持通信联系，在信里探讨文学的两大主题之一：爱情。其时我给他介绍了一个小护士。
在深圳街头巧遇“文官”，也算是他乡遇故人，我和文官居然拥抱了一下。这些年日晒雨淋，文官的面容已日趋风化，而文官看我的眼神也颇具悲悯色彩。其实和文官并不太熟，南京植物园一别再无联系，只是共同拥有一段远去的记忆而已。
回想起来，那时，我们真的很年轻，怀揣的梦想也很真诚。那个年代，普遍被认为是文学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