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来了，一天比一天想要出门去旅行。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想去的地方越来越远，仿佛走得越远，越能追上自己青春时的背影一样。出去旅行的时候，坐飞机的次数越来越多，坐火车的机会越来越少，这一年多来，更是一次火车都没坐过。偏偏地，当北京的阳光终于有了点春日的暖意，不动声色地晒到我家阳台上那盆萎顿一冬的鸳鸯茉莉上，把那单薄的花瓣照亮起来时，我忽然想起来以前坐一趟火车的事。
那恰是青春年少的好时候。
有一年，我18岁，刚上大学，是个寒假。赶上父亲在武汉工作，春节不能回家，我正在初初成人的兴头上，一意孤行地告别母亲，随着节前去探班的父亲同事，硬生生上了从重庆去武汉的绿皮火车。去的路上容易，等到武汉，自然有将我从小宠到大的父亲带着我满武汉地去转，去吃，去玩耍，去古琴台看知音树，去归元寺抽上上签，去黄鹤楼跟前看座位前立着“三十元一首”纸牌的诗人，去稀罕武汉春节前特有的满大街挂着的腊鱼排子。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我总是尽兴的，即使是冬天，也觉得日日有阳光拥在肩头上。可转眼要过春节，我答应母亲要回去过年，这是她不容触碰的底线。没想到的是，原本计划要和我一道返渝的叔叔因为有事改了主意，我不得不独自踏上返程的火车。
那是2000年的春运火车，我第一次独自一人的火车之旅。
父亲把我和一张硬座车票一起送上火车。临开车前，他在站台上找车厢门口的列车员借了火抽烟，我坐在车厢里，从车窗远远地望着父亲的身影，一点真实感都没有。
当火车开动起来之后，真实感来了。拥挤不堪的车厢，行李和人仿佛都没了原有的形状，一个座位能挤着坐上三四个人，头上的行李架，脚下的座位底，都塞满了变形的人和变形的行李。我虽然有座位，却被挤得仿佛站在座位上一样，和座位之间的连接只有脚掌那么大一块地方。我的行李离我隔了几重山，想拿件衣服也难如攀高。
18岁的我还不知道什么叫沮丧，只感到疲惫。当火车行进到夜里时，这种疲惫感到达顶峰。我想我可能要体会到马是怎么站着睡觉了。
就在这时，高大的列车员叔叔好像一把火炬照见了我。我不记得他是怎样把我从座位上叫出来，又怎么拎上我的一大包行李，只记得他走在我前面，一路拨开人群，把我带到了补票车厢的列车员工作卡池里。
“小姑娘，你就在这儿待着。”他说。
这个四周围着挡板的工作卡池也就四个座位大小，可在人山人海的车厢里，却显得无比宽敞。随后，他扔给我一件铁路职工的大衣，那件大衣之大，对于当时的我来讲，无疑是给我盖了一个帐篷。
补票的人来来去去，老火车晃晃悠悠，我在这帐篷底下，安然一夜。半夜想起母亲说过火车上到夜里有小偷，专掏睡着人的口袋。一睁眼，看到身上大衣肩膀上的铁路徽章，再看到四四方方的挡板，又什么也不担心了。
下车时，列车员叔叔让我别跟其他人挤，安安生生等到最后。我终于好意思跟人家道声谢，列车员叔叔摆摆手说：“不用谢。你爸爸送我一条烟，嘱咐我关照你的。”临走了，他又说：“我女儿比你小，刚10岁。”
站台上久候的母亲欢天喜地接到了我。一回首，火车空了，我的第一次独立旅途就此结束。这个春节，是我人生中第一个没有父亲在身边的春节。七年以后，我的春节里再没了父亲。
而今，又一个春节已经过去，又一个春天默然降临。我给鸳鸯茉莉浇完水，想着和18岁时的那一趟火车，已经隔了千里万里，而那件有着亮铮铮铁路徽章的大衣，那个从车窗里望见的模模糊糊的身影，也已陪我走过这许多年了。
春光正好，是该出门去旅行了，去多远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