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一位名叫巴勃罗·罗维塔的乌拉圭少年随父母来到中国。此后，他长期在中国学习、生活和工作。他能说一口地道的普通话，脱口而出的儿化音透露着在北京的长年生活经历。他既是中国发展和逐步走向富强的亲历者，也是中国和世界开展文明交流的参与者，他亲历着中国的发展和变迁，见证着中国各方面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
少年时代与中国结缘
巴勃罗·罗维塔1958年生于南美洲，是地道的乌拉圭人，然而熟悉的朋友一般不称呼他长而绕口的西语名字，而是习惯亲切地叫他“老罗”，他也更喜欢中国朋友的这个称呼。
老罗能与中国结缘，与他的家庭，特别是父亲比森特·罗维塔的影响直接相关。比森特是一名书商，20世纪60年代初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开设了书店和出版社， 在乌拉圭和南美地区发行来自中国的书刊，其中既有连环画、中医药等生活类书籍，也有介绍中国政治社会情况的书籍。当地民众通过这些书了解到中国的文化、社会、历史情况和民众的日常生活。比森特曾多次应邀访华，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成为中拉民间交流的重要使者。
当时家里的茶叶、挂历和中国绘画作品，以及父亲书房中的大量中国书刊，都令年纪尚幼的老罗耳濡目染，儿童画册里描绘的那个遥远而古老的东方国度深深吸引着他。直到今天，老罗依然清楚记得父亲书房里的书，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愚公移山》儿童版漫画书。此外，与拉美作家风格迥异的中国作家如鲁迅、老舍、巴金等人的作品也令他倍感新奇。
1975年，比森特应邀来中国，在北京外文出版社工作，17岁的老罗随父母及妹妹一起来到北京。老罗经常自豪地说：“我家是在中国待的时间最长的乌拉圭家庭之一，而我可能是在中国待的时间最长的乌拉圭人。”他先在北京语言学院 （现北京语言大学） 学习两年汉语，随后进入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度过5年学习时光。此后，老罗的人生和职业生涯牢牢地同中国连接在一起，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
中国减贫是人类历史的奇迹
老罗来到中国已有46年，他目睹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亲历了中国社会的迅速发展，感受着中国的逐步富强。初到中国，对于青少年时期的老罗来说，是从南半球来到北半球，从西方世界来到东方国度，从人口只有几百万的乌拉圭来到人口数亿的中国，俨然来到“另一个世界”。对他来说，这个新世界充满新鲜感。“高效，组织性、纪律性强，人们遵守时间，社会分工明确，一切井井有条”，这是他对中国的最初印象；“友好、乐观、吃苦耐劳”，则是老罗对中国人民的第一印象。
伴随年龄的增长和生活阅历的增加，老罗对中国的认识也更加深入。在他看来，“中国在各方面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中国在经济、贸易、科学技术等方面跃居世界前列，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生活中先进技术的应用便利快捷”。老罗认为，任何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如果能来中国看一看，一定会认识并体验到这些变化。
在老罗看来，在诸多变化中，最突出的是中国国际地位的大幅提升和在减少贫困人口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1975年的中国还没有深度融入国际社会，当时有些国家还在对中国进行封锁。如今，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舞台上最重要的力量之一，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
老罗认为，中国消除绝对贫困具有世界意义。首先，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实现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中国政府能够做到，这就是历史性的胜利，是对世界减贫事业的重大贡献。其次，中国的减贫成就创造了世界奇迹。1949年以前，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遭受饥饿之苦。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人民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崭新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改善方面发生巨大变化。而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扶贫开发进入脱贫攻坚新阶段，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过去40多年间，中国共减少贫困人口7.7亿多人，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无论是消除绝对贫困的速度还是人口数量，中国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第三，中国政府和执政党的有效政策，是实现消除绝对贫困的重要保障。世界上不少国家也曾有过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从根本上解决了贫困问题。中国之所以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取得消除绝对贫困的巨大胜利，主要依靠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政府的坚定决心和庄严承诺，依靠有效政策和伟大实践。老罗认为，“中国的经验和成就值得许多国家学习和借鉴。”
用文字讲述中国故事
清华大学毕业后，老罗先后就职于西班牙埃菲通讯社、西班牙驻华大使馆商务处和西班牙石油石化工程公司等机构的驻京单位。通过文字，老罗将他在中国的所思所感介绍给西语国家民众，为促进中国和其他国家间文化交流作出贡献。对此，老罗有着中国式的谦虚，他说：“我对中国和西语国家之间的交流交往没做过什么大事。”
20世纪80年代，老罗曾参与外文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作品集《中国现代短篇杰作选1919—1949》和《拣珍珠——短篇小说佳作》的翻译工作。这些书籍面向海外发行，分别收录了西班牙文版的鲁迅、巴金等中国著名文学家的作品，配有著名漫画家丁聪所画的精美插画。其中，老罗负责艾芜的《石青嫂子》、冰心的《分》、巴金的《月夜》、萧红的《手》、王蒙的《悠悠寸草心》、刘心武的《班主任》等作品的翻译工作。那个躲在父亲书房里阅读中国文学的少年已经长大，那些东方文学作品在少年心中埋下的种子终于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这些书为西语国家的民众了解中国打开一扇窗，当时的少年也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直接参与者。
老罗曾经就职的埃菲社读者覆盖西班牙及整个美洲大陆。老罗撰写了大量介绍中国历史、文化、体育和民俗等方面内容的报道，向西方民众客观展示了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他还参与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在北京举办的座谈会，以亲身体验幽默生动地描述了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语言变化的特点。中国外文局朝华出版社出版的书籍《我们的记忆：中拉人文交流口述史》收录了老罗和他的父亲两代人与中国的故事。以个人回忆的方式重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拉友好交流的历史瞬间，将史册中严肃的文字，以更加贴近生活、温暖人心的话语表达出来。
此外，老罗结合自身经历出版了《70年代在中国》一书，讲述了他作为见证者在中国经历的历史性大事，力图为近年越来越多对中国感兴趣的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
老罗与中国的故事延续了近50年，这是中国迅速发展的50年，也是中国与拉美国家友好交往不断深化的50年。老罗作为亲历者，见证了中国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蓬勃发展。在中国的经历贯穿了他懵懂的少年时期、朝气蓬勃的青年时期与成熟稳重的壮年时期，他对中国的理解也从感性变得理性，从细腻走向宏观。
回望历史，无论是曾经条件艰苦的中国，还是发展日新月异的中国，中国人民的勤劳与智慧从未改变，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没有改变，这是中国发展如此迅速的原因所在，也是许许多多像老罗一样的外国人，作为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亲历者共同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