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曹鹏，我属牛，今年96岁。
“牛年”讲牛的故事，要从1957 年，赫鲁晓夫访问中国说起。那时，毛泽东主席告知他关于“中国学生及干部，每年要下乡、下厂、下部队，劳动锻炼，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改造思想……”赫鲁晓夫回国后立即把访问中国的经验，登在报纸上，并以实际行动效仿之。
曹鹏（前排中间）和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同学们在农村锻炼
那年，正是我在莫斯科音乐学院读三年级的寒假。政府宣布：所有在校大学生要下“集体农庄”劳动一个月，否则将停发奖学金。因为苏联绝大多数的儿女，在升入大学后（约18岁），就将独立生存，家中基本不再负责生活开支。进学校后，每个学生按考分高、低获取国家助学金。我们中国留学生的助学金固定为每月500卢布，苏联同学如果各门功课全是5分，则每月可以拿到400卢布的助学金，如果有一门功课是2分，则只有200卢布，甚至更低。因此，苏联同学平时及寒、暑假期间都需外出打工，以补贴个人的生活费。音乐学院的学生压力更大，除了生活开销，还有购买乐器、制作演出服等花费，否则毕业后难以考上乐团工作。相比他们，中国学生从小习惯依赖家庭父母，毕业后也由国家分配工作，我们的社交能力及独立生活能力与他们有相当大的距离。
苏联土地广阔，人口稀少，农村尤其缺少劳动力。大面积的土豆在播种时可用拖拉机，他们的拖拉机是1905年生产的。成熟后要用人工抢手，否则一晚上经霜打后，土豆就僵化报废了。加之，那个年代，苏联许多男性公民在英雄保卫祖国与法西斯的战斗中壮烈牺牲了，农村剩下的少数年轻人，也去莫斯科或其他城市打工，只是在农忙时回农庄帮助收割几天，所以家中基本都是老人留守着。
所以，在此次苏联政府实践中国经验的政策下，我也和同学们一起到离莫斯科约90公里的集体农庄参加劳动，生活了一个月时光。
我们这次去劳动的地方，是一个约有20户左右家庭的小村庄。
苏联郊外的乡村确实就像我们在油画中看到的那样，一大片土地的远方，坐落着一套套别墅式的木质小洋房。
每户农家的后院是块自留地，约合中国的二亩地。自留地上主要种植土豆，深耕细作，土豆又大又光亮，但集体土地上因为是拖拉机大面积生产，土豆质量就差得多。
曹鹏当年住的农庄，也是同学的家
我们住宿的农庄虽离莫斯科约90公里，但还没有通电，照明仍是煤油灯。每家小木屋进门前有一个约2平方米的小房间，是为进入房间前脱换鞋子及劳动服所用。老太太每天跪着擦地板，房间内打扫得非常干净，整洁。床上全是鸭绒被、鸭绒枕。由于农村都靠近山区，离住家十分钟路程左右即可上山，山上森林茂密，遍布着各种植物，我们每天都上山采野菜及蘑菇。蘑菇很大，五光十色，我们采集了满满的美丽蘑菇，但苏联同学以丰富的生活经验制止我们：“不行，有毒！”
苏联乡村的寒冬常在零下20度左右，甚至更低，但是由于木材丰富，每个家庭在房间中央建了一堵墙，是一直用木材燃烧着的“火墙”，再加上为蒸煮土豆等饭食的大火坑，所以农村房内非常温暖。总的来说，当时苏联农民的生活条件是相对优越的。
最重要的是，每家有一头奶牛，奶牛是宝，老太太每天都会挤牛奶并制作黄油等奶制食品，除了自己食用外，每天有商家前来收购新鲜牛奶，这也是农村人一笔重要的收入。
在农村，每家都有一间为奶牛备食的“干草房”，此干草房及火炕上都可以睡觉。为体验俄文学大师高尔基所描述的童年生活，我也在火炕上、在干草房享受了怡然的异国风情。
每天一大早可听到牛铃响起，有一个牧童从村头，沿着整个村庄的路，带领着每家每户的牛，走向远方的山区放牧食草。最有意境的时刻约在下午5点，牛铃从远方飘来，牛童骑在牛背上，每家的老太太会等在门口、手中拿块面包，不停地叫着自己家牛的爱称，牛听到主人呼唤的声音，自动走向家门口，老太太像见到自己孩子般抚摸着它，边给它喂食、边带它走回牛栅。这一景象引起我们十分的兴趣，争着轮流出来围观，但老太太让我们离开现场，她说：“牛怕受惊。”我们就又进屋躲在窗户上观看这幅生动的景象。
有一次公社的广播大喇叭突然响起：某村某家的牛放牧后未回家，请大家帮助找寻。奶牛是宝，这家人简直跟失去孩子一般，焦虑不安。约又过了半小时，公社广播又告：某家的牛自己又找回家了。这真是乡村生活中兴奋又可爱的一件大事。牛一生勤劳、憨厚、默默奉献，谁能想到它还那么智慧！
民间有“笨如牛”一说，现在该改变了。
1960年曹鹏在莫斯科排练《中国作品音乐会》
今年迎来了2021农历辛丑牛年，我是老牛不停蹄。想起年轻时异乡那声声牛铃、成群牛队和归家奶牛，丰富的生活体验贯穿着老牛一生，勤耕五线，为公益、为慈善，谱写春秋乐章。
乐耕不止乃吾之大幸，播善施爱乃吾之大福。
愿古树常青发新芽，愿耄耋晚霞迎朝阳。
祝福朋友们牛年大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