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四大”纪念馆陈列室中，有我父亲叶人龙的照片和使用过的遗物：钢笔、信笺、领带、手表以及与电台人员的合影、他与参加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人员的留影。这些老物件、老照片，述说的是父母传奇的经历、在隐蔽战线惊心动魄的斗争，于我而言，更是对父母的一份铭记，他们的革命故事，提醒我要不忘初心，这也是我人生一直不变的坐标。
时任对内代号为“昆台”的中共秘密电台，对外挂牌为“胜利汽车修理行”的老板叶人龙
抗战期间父亲叶人龙执行党的指示，在浦西地区建立抗日救亡团体，用打工挣来的钱，借用学校的教室，购买钢板蜡纸、油印机、纸张笔墨等文化用品，建起了工人夜校——“业余同乐社”，编印了如《共产党宣言》《大众哲学》《救亡日报》《共产主义A、B、C》和抗日救亡的书刊等教材资料，免费招收学校附近的工人、店员、徒工、小职员和穷困青年来夜校学习，学文化，学革命的理论，到社会上参加抗日示威游行，演出抗日活报剧，组织募资捐款支援抗日救亡运动。
“八一三”以后，上海爆发了全面抗战，日寇占领虹口，夜校“同乐社”社址被破坏，父亲又组织了部分学员参加“救护队”，聘请附近医院的医护人员，举办救护培训班，成立“战地服务团”，参加抗战一线的战地救护，组建难民收容所，收容安置难民。指引素质好、家庭条件好的青年，或奔赴抗日一线，或转往苏北、浙东抗日根据地，甚至去延安，进抗大。
时任秘密电台“昆台”收译员的马兴田（真实姓名为康伯钧）和叶人龙（左）的合影
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在国统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转入了地下。我的父亲接受中央军委华东情报局之命，1946年开始在上海塘沽路62号，筹划建立中共秘密电台，这部电台密切地保持了中共上海隐蔽战线与延安、与西柏坡乃至与北京（时称“北平”）的通信安全。父亲叶人龙、母亲吴秀娟就是电台的筹建人和掩护者。
电台直接与延安进行无线电通信联系，对外公开挂牌“胜利汽车修理行”，对内电台代号为“昆台”。后来，他们曾给我讲过几个惊险故事，其中就有那个装着发报机的箱子的故事。
秘密电台旧址
那天，父亲开车接送地下电台联络员携带收发报机去维修，回家的路上，汽车刚到闵行路东长治路拐弯，就见路上有抄靶子的（国民党特务机关临时设置在马路上的检查关卡），车子掉头显然是不行的，车上坐着的联络员和母亲，见此情景都急出了一身冷汗，可父亲沉着大胆，他立即踩住刹车减缓车速，静观四周、思考对策。这时他看见路边一家汽车轮胎店，因与我父亲的“胜利汽车修理行”有业务联系，比较熟，他就在轮胎店门口紧急刹车，提着装有收发报机的箱子，跟联络员和我母亲打了招呼，就下车进轮胎店，又从后门拐出，绕道避开抄靶子的，回到了汽车行，避免了收发报机和地下电台被发现、遭破坏的危险。父亲就是这样，以对党的无限忠诚，用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如今，这部电台收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塘沽路62号旧址 张龙 摄
父母从不以功臣自居，在我们面前也很少提起他们曾经的功绩，但他们对党的事业的坚定信念，对我们的谆谆教诲，我们永远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