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代。当时，上海就拥有国际化的生活方式，同时拥有中国最先进的工业——相应地，工人阶级觉悟也最为先进。这片热土还汇聚了大量追求新文化的知识分子，辅之以发达的新闻出版业、电影业，以及因此带动的唱片业……在各方势力纠葛之际，在中西思潮碰撞之际，在水深火热的劳苦大众寻求生机之际，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上海，是历史的必然。从此，这座城市被注入了伟大的红色力量，勇往直前。
图说：电影《聂耳》海报 资料图
在这股洪流中，上海涌现了以人民音乐家聂耳为旗手的一批进步音乐家，他们创作了大量现实主义作品，在民族存亡的危机时刻和反抗被压迫的斗争中，这些红色歌曲也化为一股战斗力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中《义勇军进行曲》就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
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下，上海先后成立了由田汉和聂耳牵头，包括任光、张曙、吕骥、安娥等人在内的“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等组织，这股力量同时也鼓舞了在上海学习就业的冼星海、贺绿汀、麦新等音乐家的创作。于是，聂耳写出了中国第一首工人歌曲《开矿歌》，以及《毕业歌》《大路歌》《铁蹄下的歌女》《义勇军进行曲》，麦新写出了《大刀进行曲》、任光创作了《打回老家去》、张曙则有《丈夫去当兵》……
1927年成立的上海国立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的师生也是这股民族大义中的生力军。其中，黄自教授写出了《抗敌歌》，学校培养的学子吕骥创作了《自由神之歌》、冼星海有《救国军歌》，刘雪庵有代表作《长城谣》，贺绿汀写出了后来人人会唱的《游击队之歌》、夏之秋与桂涛声合作了《歌八百壮士》等。
从上海发出的红色音符，与前线的战斗进行曲和根据地红色歌曲遥相呼应，共同体现了中华民族奋勇向前的民族精神。其中，上海的红色歌曲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以聂耳为代表的音乐家创造性地塑造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光辉形象。聂耳在创作《码头工人歌》《大路歌》等作品时，深入码头工地、观察体验工人的工作场景，把低沉的号子声作为歌曲的有机部分来呈现。在这之前，中国工人阶级从没如此有力量的、鲜明的、精神层面的音乐艺术呈现。第二，通过电影和唱片达到最广泛的传播。聂耳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电影插曲，冼星海最早期的《夜半歌声》等作品都是电影歌曲。电影可以说是当时最佳的传播方式，而往往由电影明星演唱更能够产生社会效应。另外，电影歌曲又具有通俗易唱和时代流行曲的风格。电影歌曲大都被录制唱片发行，《义勇军进行曲》通过重新编曲录制唱片发行后，影响力大增，以至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美国黑人歌星保罗·罗伯逊听到后改编成英文版本的歌曲《起来》，在多个场合演唱声援中国抗战。第三，海派风格鲜明。从各地来上海发展的音乐家，吸收了上海的国际潮流和都市风情，融合他们擅长的地方民歌和特色，呈现出时代性，而彼此叠加出来的海派气象蔚为壮观。无论是作品本身的风格还是包装，在红色经典歌曲里都具有独特魅力。譬如贺绿汀的《天涯歌女》《春天里》，安娥、任光的《渔光曲》，聂耳的“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卖报歌》等都是生动案例。第四，音乐艺术性比较高。这个方面更多的源自“学院派”，譬如音专高材生冼星海、贺绿汀、刘雪庵等，以及在上海生活的外国音乐家的协力，譬如《义勇军进行曲》录制唱片时邀请的苏联作曲家阿龙·阿甫夏洛莫夫，担任了配器。
1938年鲁艺成立，冼星海和吕骥欣然赶赴革命圣地延安担任鲁艺的音乐系负责人。他们不但在延安的革命氛围中创作出了《黄河大合唱》《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等恢弘的时代作品，更是通过在上海积淀的功力培养了大量音乐家，其中有马可（《南泥湾》《咱们工人有力量》）、刘炽（《我的祖国》《让我们荡起双桨》）、郑律成（《八路军进行曲》《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王莘（《歌唱祖国》）、李焕之（《社会主义好》《春节组曲》）、时乐濛（《歌唱二郎山》）等等。这些根植于九州大地的中国共产党的红色主旋律，宣示着一个伟大时代的辉煌。
所以说，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起，上海就逐渐成为了红色歌曲的孵化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