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刘钊
我的父亲刘钊一生非常节俭，从不舍得买一件高档衣服，却有一件外表挺括光洁的皮夹克。这件皮夹克伴随了他几十年，看上去华贵，衬里全都磨烂了。
1932年，父亲在沂蒙山老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办夜校、深入农会组织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农民暴动打倒土豪劣绅。1935年，党组织指派父亲到上海，在中央特科上海情报站工作。
因为党的隐蔽战线斗争需要，父亲传递各种情报时经常要装扮成各种身份的人，还要经常根据情况的变化改名换姓，他有时是乡村郎中，有时是阔老板，有时是上海滩“白相人”，有时又是“跑单帮”的……于是，就有了父亲省吃俭用购买的这件皮夹克，他时常穿着这件被视作有钱人穿的高档皮夹克，冒着生命危险穿梭在白色恐怖中，接收、传递我党的重要情报。
刘钊遗物 皮夹克 已捐赠上海市公安博物馆
1935年11月18日下午，父亲突然接到紧急情报，敌人当晚要抓捕18处的中共上海局下属机关人员，欲一网打尽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父亲来不及请示汇报，当机立断：先行动后汇报。他穿上皮夹克疾步如飞，以最快的速度将情报送达交通员，指示交通员通知有关人员立即全部撤离，最终保全了党组织和相关同志，使敌人的搜捕计划全部落空。
那时，父亲还负责油印国共两党文献。在七七事变前，他完成了大量国共两党文献的蜡刻和油印，并分送给同志们。1936年，父亲的联络人是潘震亚（复旦大学教授、律师），凭借他的社会地位和关系搜集到上海、南京等地敌方的各类情报。西安事变后，潘震亚得到一份日本的《田中奏折》，立即交由我父亲传送给中央特科领导人，后转送到延安，及时向党中央传递了敌情。
不久，冯雪峰派遣我父亲到天津取情报，父亲穿上这件皮夹克，将一支牙膏的尾部小心翼翼地撬开，把情报折得很小装在里面，再把牙膏尾部照原样卷好压扁，外面一点都看不出牙膏有何异常。父亲也曾以同样方法到香港送情报。
1938年，父亲将中共上海情报部门搜集到的重要情报，即关于澄锡虞、苏常太、杭嘉湖一带和沪南沿线十几处我党领导的游击队部署以及日伪军、国民党军、忠义救国军的名称、番号、指挥官姓名、部队人数、武器配备、活动地区、活动规律、日军侵略计划部署的详细情报，用密写药水整整齐齐地抄在一本线装中医书的内页。遵照党组织的指示，父亲带着这本中医书翻山越岭，闯过层层关卡，找到了刚刚东进到达溧阳竹箦桥的新四军一支队陈毅司令员，亲手把中医书交给了陈毅。陈毅看到后高兴地捂掌大笑：“天赐我也！现在我们眼睛亮了，下江南不会做瞎子了。你们白区同志对新四军东进的贡献了不起，明天就派人把这情报送到军部去。”陈毅还特意吩咐伙房杀了鸡，亲自陪同款待我父亲。
父亲还受组织委托，担任过中央文库第四任保管工作。1939年，在上海小沙渡路合兴坊15号的阁楼上存放着四大箱“中央文库”的秘密资料，他就是穿着这件皮夹克出入的，用生命守护着党的文库。
1939年上海小沙渡路合兴坊15号（中央文库）旧址
父亲耄耋之年时，这件皮夹克不再穿了，但他舍不得丢弃，还时常上油擦亮挂在衣橱里。父母亲相继离我们而去后，我们子女将父亲这件珍贵而又不寻常的皮夹克捐赠给上海市公安博物馆，以此作为对父亲最有意义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