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未死的那一秒钟以前，我们努力在这里做党的工作，向士兵宣传，向狱内群众宣传。”这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彭湃在就义前，和战友一起给周恩来写的最后的书信，他报告了龙华狱中斗争的情况，让党组织停止营救……郑复他烈士，则在最后的家书中安慰父亲不要悲哀，生命在于价值的选择……在狱中，在生命的最后关头，革命者在字里行间抒写对革命必胜的信念，留下对家人的殷切嘱托。
今天，我们重读这些特殊的书信，走进跌宕曲折的时代波澜，走近那些至情至性的高尚灵魂。
矢志不渝彰党性
岁月可以带走斑驳的记忆，却抹不去情感上的回荡。烈士临别遗书是作者在自知必死无疑，甚至是在牺牲前夕或走上刑场的途中，用笔、用竹签、用树枝，甚至用身体里流出的血写成的。字里行间，或理性阐述，或殷切叮咛，这些遗书正是一名普通共产党员信仰弥坚的见证。
在狱中，革命者写给党组织的信件多为说明被捕情况，提醒党组织注意，或是表明立场的文字。
1929年8月24日下午，在上海公共租界新闸路经远里12号（今新闸路613弄）中共中央军委联络点，彭湃、杨殷、颜昌颐（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委员）、邢士贞（江苏省委军委干部）、共产党员张际春等人正在开会。由于叛徒出卖，四人全部被捕。
8月30日早晨临刑前，在龙华监狱，彭湃和杨殷联名给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写信报告狱中斗争的情况，让党组织停止营救。信的开头使用隐语“冠生暨家中老少”，用以代指周恩来和党内同志。信中说：“我等此次被白（指白鑫）害，已是无法挽救。张、梦、孟（指张际春、杨殷、彭湃——笔者注）都公开承认，并尽力扩大宣传。他们底下的丘及同狱的人，大表同情。尤是丘等，听我们话之后，竟大叹气而捶胸者。”信中还说：“我们未死的那一秒钟以前，我们努力在这里做党的工作，向士兵宣传，向狱内群众宣传。我们在此精神很好，同志们不要因为弟等牺牲而伤心。望保重身体为要！”信末还提及颜昌颐、邢士贞尚未公开自己的身份，暗示党中央继续想办法营救。
彭湃人称“农运大王”，是中共早期卓有功勋的领导人之一。1929年9月14日，周恩来为纪念彭湃等人就义，在《红旗日报》撰写纪念文章，发誓“更痛切更坚决地继续着死难烈士的遗志，踏着死难烈士的血迹，一直向前努力，一直向前斗争”！1931年11月，红军在江西瑞金组建成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下设“红军第一步兵学校”，主要负责培训和提高中、初级红军指挥员。为纪念彭湃和杨殷，还将该校命名为“工农红军彭杨步兵学校”。
至情至亲难舍离
即将离世之际，烈士们最牵肠挂肚的莫过于亲人了。在给父母的遗书中，我们也能看到那些劝慰父母、感谢养育之恩的文字。
1927年，郑复他担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在上海参与领导了数次工人大罢工。1927年2月10日，为筹备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的郑复他与汪寿华等工会领导人在杨树浦榆林路开会时被捕，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郑复他马上投入工作。1928年2月17日，上海总工会在新闸路酱园弄召开上海各区工会特派员和产业工会负责人会议，因叛徒出卖，陈乔年、郑复他、许白昊等十余人一同被捕，关押在龙华监狱。
在监狱中，任凭敌人严刑拷打，郑复他坚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他在3月16日给妻子陈毓秀的信中，表达了自己对生死的看法：“在现在的世界，坐狱本不算什么，就是枪毙也是很平常的事，本来一个人有生亦有死的，只不过怎样死活罢了。如果你能认得清，当然不会悲哀的了……”在死亡迫近中，他积极思考生死价值，并作出自己的解答，非常难能可贵。
郑复他知道自己被判处死刑后，仍临危不惧。4月30日他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对死的泰然：“……在现在这种世界，人的生死，本来比鸡犬还不如，就算安居生存，也不过如牛马一般牢（劳）碌而已，生也何乐，死也何愁，如儿者真不过沧海之一粟耳，万一侥天之幸，得能释放，当详为父亲言之也，万望父亲弗过忧急，悲哀，致伤尊体。”信中，他安慰父亲不要悲哀，因为生命意义不在长短，而在价值的选择。6月6日，郑复他与陈乔年、许白昊等在上海枫林桥畔英勇就义。
面对生死抉择，他们向爱人袒露了内心最柔软的爱意，对妻子交待家事和舍离之痛。虽有对家人的无限眷恋，但仍然慷慨就义、取义成仁。
1927年，时年31岁的黄竞西，与陈延年一起在上海被捕就义。黄竞西是第一任中共丹阳独立支部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创建者之一、江苏省委委员，他是商人出身，家境优渥。被关押在上海枫林桥监狱时，他写了六封遗书。其中写给妻子楚云的遗墨中，他深情地用笔墨倾吐爱意：“楚姊!我心爱的情人，不能再会你一面了,会时难过又不如不
会了。死是一快乐事,尤其是为革命的。我在未死前，毫不畏惧，你们不要痛心。死者已矣,唯望生者努力。”
他勉励妻子“千万不要哭,你弄坏身体小儿无人照应，我反不放心。我相信你一定可以依照我的遗言，一若我活在家中一样，那末（么）我在地下也可瞑目了。”关于自己遗体的处置，他更是表示了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我（个）人的遗体随他在上海好了，革命的精神与尸骸同葬一处好了。”最后深情署名“你的爱弟 竞西在上海”。这封信感情深沉，柔情和赤胆迸发于笔端，读之令人潸然泪下。在狱中，黄竞西受尽酷刑拒绝出卖同志。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7月4日竟残忍地割去了他的舌头，后又将他装进麻袋扔入枫林桥下，连遗骸都未留下。
子女抚育殷托付
没有抚育亲生骨肉长大成人，是革命者终生的遗憾。在牺牲前夕，他们往往会想到自己的儿女，在遗书中表达对孩子的激励。
在战争年代，因为战乱或工作需要，许多革命志士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的孩子，只好把儿女寄养在亲戚或者老百姓家里。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时，共产党人刘伯坚被派遣到赣南根据地坚持斗争。1935年3月初作战时负伤被俘，21日英勇就义，时年40岁。在狱中他给兄嫂写信，交待三个孩子的抚养问题：
“弟为中国革命牺牲毫无遗恨，不久的将来，中国民族必能得到解放，弟的鲜血不是空流了的。虎、豹、熊三幼儿将来的教养，全赖诸兄嫂。豹儿在江西，今年阳历二月间寄养到江西瑞金武阳围的船户……你们在今年内可派人去找，伙食费只能维持四五个月。熊儿生后一月即寄养福建连城属之新泉区芷溪乡黄荫胡家中……熊、豹两儿均请设法收回教养。诸幼儿在十八岁前可受学校教育，十八岁后即入工厂做工为工人。”在信中，他写明豹、熊两子被江西老乡收养的具体地方，拜托兄嫂领回抚养。信末他写道：“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三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诸兄嫂……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诸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致说弟这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
为了中国革命，刘伯坚强忍心痛将三个孩子送给乡民，没有任何个人家产，这种舍身忘我的精神，其亲人、其同时代的人能否理解？经过激烈的思想碰撞，刘伯坚超越了一个生命个体所面临的种种牵绊，将之升华为革命理想主义的情怀。这份遗书于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由刘伯坚夫人王叔振的嫂嫂凤笙送交给周恩来，原件现藏于中国革命博物馆。
蒋径开早年在北京大学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担任上海闸北区委书记。1933年由于叛徒告密被捕，1936年牺牲。在生命的最后，他给爱人子乡写好遗书后藏在棉袄里，他的妻子去漕河泾监狱给他送衣服的时候带出。在遗书中，他嘱咐对自己幼子宗儿的抚育：“你要好好教育他，今后不要和他们一起，和他们在一起是没有出息的，因为他们是人们最恶恨的一群豺狼。豺狼总有一天是被人们打死的。你要坚定、镇静、不怕威胁、不怕艰苦、带着宗儿活下去，总有一天是属于我们的！”他勉励妻子自食其力，不要与刽子手的反动势力为伍，并表达革命必胜的信念。
这些有关子女抚育的遗书，叮嘱家人要教育子女明晰人生的价值，对国家民族的担当。这是一名普通党员平凡中的伟大，因而蕴含沉甸甸的分量。这些遗书，所表达了对国家、对革命的坚定信仰，其思想深度是许多其他作品无法替代的。还有一种遗书——自挽联，是先烈们在狱中悼念自己的抒怀文字。
1931年3月，和朱德一起入党并参加革命的周炳文不幸被捕，当即被押往长沙司禁湾陆军监狱。在狱中时他抱定必死的决心，自设灵堂，写下狱中自挽联：
“肉躯壳无足轻重，但求身后有灵魂，死一时实生千古；
鬼伎俩何等凶险，寄语党中诸巨子，鉴已往宜慎将来。”
这些遗书真实又震撼人心，这些真实让我们知道，这每一封用鲜血写下的文字，都是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激情表达，都是永恒流淌的革命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