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走了快二十年了，每每想起心里总是歉歉的。因为他最后那些日子，我总是忙啊忙，没空陪着他说说话。
父亲走了快二十年了，每每想起心里总是歉歉的。因为他最后那些日子，我总是忙啊忙，没空陪着他说说话。记得父亲走之前的那个傍晚，已经卧床不起的他，把我叫到跟前，仿佛有重要的话要说，我等了好几分钟，他才挺吃力地低声说：我把自己的一生都写下来了，别嫌哆嗦，里面酸甜苦辣什么都有，以后有时间可以看看……说完，就让母亲把7本没有封皮的白色笔记本交给我。当时我一愣，拿起一看，每个封面上都认真地写着一行字：一个农民儿子的故事，密密麻麻，好像有几十万字，父亲什么时候动笔，什么时候写完，我全然不知。更惭愧的是，事后许久，我虽翻过，也挑着看过，但并未完全读完，就把他的作品同其他一些物品“束之高阁”了。可是没想到，有一天女儿突然说，我要为爷爷整理这本书，并把它印出来！这着实让在场的人心里暖暖的。女儿还说，爷爷的书，你这当儿子的总要写点什么吧，我赶忙应承：好的，好的！
实不相瞒，一打开记忆的闸门，我首先想到的是怕。真的，从小到大对父亲其实挺怕的。
小时候，家就借住在县城一个叫“阳和门”（又称谯楼）的地方，楼不高，下面是个城门洞，上边建筑飞檐翘角，古色古香，虽然很久没有修缮，却是县城的一处古迹，据说始建于南宋年间（1150年）。上下石阶梯在右边，拐一道弯，即可瞧见一扇半圆小门，里头两边各有一小片院子，四周有一圈女儿墙，显得很古朴。站在阳和门上面，前边可以望见长长宽宽的徽州府衙，后来叫人委会大院；后边有一座高大的八脚石牌坊，四边柱廊上还刻着许多大大小小的字，什么“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许国”等长长一溜，看也看不懂。那个时代，大人玩的最时尚的街头艺术，大概就是布满大街小巷的标语口号，还有经常敲锣打鼓。耳濡目染，咱们小孩也不甘寂寞。一天放学，我就沿着女儿墙，用墨汁歪歪倒倒地写上几行字，写的什么已记不住了。但这就闯祸了！父亲发现后，严厉责问我和弟弟：谁写的？是文物知道不？发怒的父亲像一头狮子，脸都气走形了。没法子，我只好承认。换来一顿暴打不说，还被迫哭着用水去洗刷，弄得满脸满身都是黑呼呼的。
后来阳和门成了什么指挥部，我们搬进了人委会的大院。住进大院后，那时没有自来水，但大院右边前后却有两三口古井，各家各户就靠它生活，挑水也就成了大院的一道风景。不知什么时候起，父亲就要求我除了给家里挑水，还要为邻居汪伯伯挑。其实，我嘴上应承，心里并不乐意。有一天父亲下班，开口就问，汪伯家的水挑了吗？才打蓝球回来的我想也没想就应了一句，挑了！可是事后父亲发现我说慌了，结果当然你懂的！惨了！
印象中，犯事被“揍”是事好像还有，反正父亲挺凶，不怎么可爱！我有时甚至在想，怎么摊着这么一个不讲理的父亲？倒霉。
有多少父子就有多少故事。对于父亲，我也有吃惊的地方。小时候，父亲经常讲，他是祁门老胡村走出不多的自学成长（私塾傍听生）的“秀才”，读师范那是因为家里穷，可以不交学费。让他最自豪的是在师范得过长跑冠军，还是校长王世杰颁的奖（后来他当过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以至于有一年放假，他是从歙县走着回家的，一百多公里，起早摸黑足足走了两天。
父亲有时也很固执，做事追求极致。“当年跟着你父亲干展览的活，那是要脱一层皮的。有一年要代表徽州去省城办展览，你父亲负总责，我和程极悦一个画一个写，起三更落半夜，有时为一句话，一个小人物不知来来回回推敲多少遍。呵呵，我们也经常敲竹杠，要你父亲买酒买烟。当然，最后的展览那是顶呱呱的。打遍全省无敌手呢。”几十年后，他当年的同事、画家汪家龄成为我的报社同仁，就是这么“揶揄”他的。是的，从小我还有点鄙视他，一个小小科级，还是副的，有必要整天下乡，加班加点，还要倒贴“春秋”“大铁桥”香烟什么的。可是为了科普，破除迷信，他却总是想方设法，乐此不疲。
有一年他居然代表安徽参加了“全国农村群众科学实验运动经验交流会议”，那可是他一生的骄傲，经常津津乐道。要编县志，别的单位交差了事，而他是全身心投入，不仅完成志书任务，又编辑了一本全县科普的大事记。有一年，国家有关部门一个中层领导来县里考察调研，对父亲的工作评价甚好，随口说了句“春城无处不飞花”，父亲感动得不得了，事后专门去信请这位领导把这句话写下来，还用画轴装裱起来，一直挂在家里，直到去世。
父亲在人委会大院，开始是干事，很多年后才当了个小秘书，无足轻重，默默无闻。但起得早，很勤劳，会吵架，倒是出了名的，母亲对于前一点很满意，人前人后有人夸，而会吵架也让当小学老师的她吃了不少苦头，赔理道歉成了常态。
跳开吵架这一页，还是多说说父亲被人夸的吧。别人家才刚刚起床，父亲就拎着铁桶下河洗衣回来了。谁家有个什么事要赶早，只要说“小胡，明早叫一声”，保准不会误事。哪家遇有不平事，父亲总要去帮腔。父亲是攒回了一些好名声，我们兄弟俩就遭殃了，因为我们好像从来没有睡过懒觉，还要帮人家挑水，打扫卫生什么的。那时母亲在乡下教书，只有等到周六，天黑我们才能回到城里。兴奋一晚上，天不亮又被父亲从被窝拽出来，你说“窝囊不窝囊”！为此，学师范的父亲常常振振有词：黎明即起，孜孜为善！这是古训！
为了奖勤罚懒，父亲还有一招最“险恶”。那就是谁睡懒觉，谁没完成挑水，抑或晨读毛主席语录没背下来，谁中午就不能进食堂买肉吃。这可是天大的事。为什么呢？因为平时在乡下，除了上农民家吃派饭，学校食堂平时是不炒菜的。一周一瓶豆腐干炒酱，一日三餐都是如此。所以进城过周末，最想的就是人委会食堂里那二角钱一小碗的红烧肉或粉蒸肉。说一小碗，其实只有两三块小肉盖着，下边全是黑黑有点发霉的腌渍菜，如果是粉蒸肉，那更是吃不到精肉，净是肥的，反正一咬有油，饭就香得不得了。也难怪，如今日子好了，不缺吃不缺穿，可是总觉得没有当年那碗红烧肉香！
在这个小县城，不咸不淡的日子，像鸟儿飞走一样，倏忽而过，就到了1977年。这一年有个改变许多人命运的兴奋点，而家家户户却好紧张。即好不容易等来恢复高考，可是咱家的我却走了“麦城”。事后虽然有资料表明，那年只有不到百分之五的录取率，尤其还有哪么多“老三届”扎堆，你挤我抢，我们刚毕业的这茬学工学农有余，却是基本不沾数理化的，自然全军覆没，也怪不得我的。可是，我不干了！一气之下，不顾一切，要远走高飞，去大西南当兵，正好可以圆孩提时的梦想。
母亲不同意，父亲却放行，说：好男儿，志在四方！好在一到部队，形势出现“拐点”了！这当兵我倒最服贴：新兵连最怕“紧急集合”，有的战友睡前连铺盖都不打开，一直在等哨子响，而我不怕，早起已成习惯；站岗最怕凌晨“两点岗四点岗”，而我坦然，照睡照起，从来没有脱过岗。后来，凭着临战表现（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二梯队）和一手“好字”，我被上级后勤分部机关相中，调往重庆，当上了广播员和放映员，连整个机关大院的作息时间都由我“发号施令”呢。直到这时，偶尔我才想起，原来当年我特别烦的父亲叫早，以及父亲劝导的“黎明即起”，开始产生点效益了。直到这个时侯，我才从内心上与这位“不讲理”的父亲稍稍有些靠拢，原来父亲也并非一无是处，也许不完美就是一种真，一种爱。
这一生，我与父亲之间，还有一件事刻骨铭心，最不能相忘。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当兵已有三个年头，正在成都凤凰山机场参加军区电影技术培训班。一天，突然有人在广播里喊，有我的长途电话。待我赶到值班室，电话那头传来父亲很小很小的声音：“没别的事，家里一切挺好，你放心！”说完就挂了。当时纳闷，没事打什么电话！也未作深想，心想再有几个月就可以探亲了。就忙其他的去了。过了些天，又接到父亲母亲一块写的一封信，好像还附了一张父母与弟弟在一起的照片，父亲依旧那般严肃，母亲依旧堆积挂念，弟弟果然长高了，母亲还嘱咐“弟弟要的军帽，探亲记着带上啊。”我赶忙回信，并告知具体毕业、回家的时间。离家三年，头一次探亲：与父母团圆，与弟弟相牵，与同学欢聚！一切都变得是那么期待！
终于回家了！那时皖赣线刚开通，火车站在新区，黑灯瞎火，一班同学分别把守一节车厢，很快就把我逮到，长长一溜自行车一路铃声清脆地把我送到了家，原本要拿出重庆怪味豆招待大家的，可是转眼所有同学都不见了，只剩下父母，我一下子不适应，还有一个人呢？弟弟怎么不在家？我四处张望，连连发问。没想到，这一问引起母亲嚎啕大哭，父亲赶忙扶着母亲坐在床上，这才一五一十告诉我真相：原来半年前，弟弟下河游泳发生了意外！当时，大院里不少人建议我父母，赶快发电报，把我叫回来。母亲眼巴巴地望着父亲，要他赶快办。可是父亲却犹豫了，他思前想后，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暂时对我封锁消息，包括所有亲戚朋友同学都打了招呼。他的理由很简单，悲剧已经发生，我们只能承受，再说我正在集训学习，马上就要毕业，绝对不能影响我的前程。后来在母亲的再三央求下，他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打了那个什么都没说的电话。听完这一切，我似乎傻了，期待的欢乐刹那间变成了煎熬。弟弟真的走了，家里的天仿佛塌了。整个假期我都在安慰母亲，过去生龙活虎的父亲也变得沉默寡言了。
又要离开家回部队了。母亲哭成了泪人，怎么劝都不行！临睡前，父亲照例又问了句，“明早几点叫早？”我本想说“不用了”。因为我已当兵三年，生物钟已校得准准的了，哪还用叫早？但我没阻拦，仍说：“四点吧！”说罢，就出门上二楼，进了那个曾经与弟弟共同居住多年的房间。整理完物品，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发呆，一会儿想着弟弟，摸着他曾经想要的崭新军帽，鼻子一阵酸酸的，一会又担心起母亲来，刚刚团圆没几天，煮的一大锅茶叶鸡蛋还没吃完呢，就要走了，母亲今后的日子怎么办？想着想着，居然迷迷糊糊睡着了。
第二天一大早，还真是父亲叫醒了我。当我推门要迎父亲进来时，父亲已转身下楼，统子楼长长的过道，留着长长的背影。
以后每次探亲，或长或短，“格局”依然没有变，再晚再早，不论是醒着还是睡着，父亲照例来叫早，只是父亲慢慢在变老，敲门的声音也越来越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