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一九六三年的初夏，一个星期天的下午，钱君匋老师呼我去他家有要紧事。那时，我们在重庆南路幸福坊比邻而居，隔窗可以交谈。所以我有很多很多的求教机会。
他的书房也是他的卧室，朝南一排窗户，光线很好。东边一张写字台，比普通的办公桌稍大一点而已。后面挂着一副陈曼生的对联，因为是红木镜框玻璃面，很沉，常年挂着。旁边则经常更换，挂得最多的是于右任的对联。于联的旁边，是一个大衣柜。北墙下是一张大床，墙上则经常更换，大多是四条屏的书作。也曾经令吴颐人哥和我写过。我写的那一堂屏，老师殁后，其儿媳妇送给了裘国强兄。西墙边是一个五斗橱，这是上海人的叫法，我不知道究竟叫什么才是正确的名称。橱上挂一个大镜框，张大千的山水人物。糜耕云先生曾借去临摹，说是假的。不过老师并不以为然。房间的当中有一张方桌，四把椅子，招待客人就座。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无倦苦斋”的名所。根据老师的遗愿，这些家具都赠给了海宁“钱君匋艺术研究馆”。
那天，方桌旁坐着两位来客。一位清癯的老者，老师介绍说是韩登安先生。韩先生客气地站起来和我握手。旁边一位中年妇女，好像姓王，朝我点了点头，老师说是西泠印社的。方桌上摊着一本大册页，很有些年头了，贴着许多印蜕。
原来这是社藏的西泠四家印谱，印社方想请钱老师选择其中一部分编辑出版。老师那时比较忙，也可能他对浙派的印风一向不大喜欢，所以推荐了我。
韩登老当即表示好极好极，又说实在是对不起，社里拿不出编辑费，只能是尽义务的。如此重任，我当时才二十岁，惶恐之极。老师鼓励说，他当后台老板，放心去做。老师又对韩先生说，没有编辑费，没有问题，你为他刻点图章吧，小青年特别欢喜图章。韩先生一口允诺，说一定一定。
这部册页印谱，虽然无头无尾，连书名也没有，却是绝品。许多经典之作，在其他印谱中破碎残缺，只有在这部印谱中完整完美，推想是初拓本，因而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钱老师告诉我，是西泠印社门市部收得的。一位普普通通的老婆婆，用破布包着，想出售，结果以六元钱成交。
那时，我曾在上海古籍书店购得旧字典《篆刻字林》，五元；在上海西泠购得印刷品《黟山人黄穆甫先生印存》下册，二元；在朵云轩购得《十钟山房印举》商务印本，二十元。钱老师精心编辑的《豫堂藏印》原拓本，陈列在朵云轩柜台里，标价六十元。
为了编辑剪贴的需要，钱老师要我去中华印刷厂打印几份。厂子在玉佛寺附近，那时乘24路无轨电车可达。这个所谓的打印，奇妙之极，犹如今天的电脑扫描打印，十分逼真。钱老师要求打印在宣纸上。钱老师，叶潞渊丈和我各保存了一份，并请装订专家汪子豆先生装成线装本，因而也送了他一份。其余的好像都在编辑过程中选择、对比、剪贴而消耗了。
在老师和潞丈的指导下，这本印谱编成了。一九六五年八月，由西泠印社正式出版。封面是老师设计的，灰色的锦缎作底，非常朴素。签条是潘天寿先生题写的。
早在二年前印谱还在编辑中，钱老师就要我交他八方印石，托人送杭州交韩登安先生。老师说机会难得，多请他刻几方吧。为了表达敬意，求刻的都是佳石，包括一方田黄。很快，一九六五年的夏天，就收到了几方登老前辈的精心之作。余下的，跨过令人难忘的一九六六年，老前辈践约在一九六七年冬天赐下，均为一丝不苟的佳品，令人感动莫名。附图的二方即是老前辈赐刻的。可惜的是，最初赐刻的几方，包括那方可爱的小田黄，在劫难中失去，思之令我心痛不已。
我学刻几十年，至今也仍然在第三世界。但是因为出道较早，幸运得到许多前辈大印家的馈赠。大多仍为我小心呵护着。上苍眷顾，来楚生丈、巨来宗丈、叶潞渊丈赐刻的三四十方，都完好如初。方去疾老师赐刻过二方姓名印，一方不幸被人顺走了，心痛。钱君匋老师赐刻最多，大约有一百余方，损失也大，现在仅珍护七十余方。做了六只硬嵌的深灰色布盒，平时也不舍得钤用，因此完美如初泐者。
前年，一位朋友开口商借这批钱老师佳作，我心里其实不愿意，很为难。朋友说，陈老师，反正你终归要卖掉的，借给我打一份吧。好像刀子戳在我心上，痛极。因为是老朋友，虽感不怿，还是借给他了。
其实，在我有生之年，除非遇到不可抗拒的灾难，我从未有过把自己的姓名印卖了换钱的打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钱老师把来楚生、邓散木、陈巨来、叶潞渊、韩登安等老朋友刻给他的印章无奈交出的痛苦，我都看在心里。唉，舐犊情深，可怜的老父亲。
诚然，我现在不断把从前收集的字画、古印章交给拍卖公司兑现，一是经济上的需要，因为我不懂经营，惭愧，从来不是有钱人。孩子又小，还在大学求学；二是接手无人，小儿小女对此均无兴趣，也一窍不通。况且生活在外国，将来也不可能抽出许多时间回来处理，征得内子的同意，我在上海的日子里，就整理整理，换点阿堵物。
蒙读者朋友的厚爱，容我在“夜光杯”的两个专栏里，写了好几年。奈颈椎病苦我，想好好休养一段时间了。借这个机会，谢谢大家！祝大家平平安安，幸福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