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眼里，东北是没有春天的。当江南草长莺飞，我们还在冰雪中挣扎。好不容易盼到桃红柳绿，春天已经溜走了，紧随其后的是迅速膨胀的夏天。对于北方人来说，初夏常常给人以春天般的错觉。
五一这天，我向小区邻居陈老师借自行车，老人立刻答应了。说他是老师，还不如说是木匠，退休以后他把大部分闲暇都用在木工活上。车子就锁在大树旁，车圈比汽车轮子还大。车锁很特别，一根两头有套的钢丝被大铁锁紧紧扣在护栏上。锁身中间的白色圆圈里有两条并列的红鱼，是“双鱼”牌，一把黯淡的黄铜钥匙泛出久远的光泽。这图案我相当熟悉，小时候爷爷奶奶就用这种锁，再次遇见已恍若隔世，那些一去不复返的岁月好像被它统统锁住了，只要轻轻一转，前尘往事顷刻间就会奔涌而出。
打完气他把气芯拔下来检查，又安上打饱，然后纵身一跃，骑一圈把车子交给我。看到漆面迸裂的车圈我不免担心，“大爷，骑到江北没事儿吧？”老人抬头看我一眼，“这是‘金鹿’，骑过七八十里，还驮着一百多斤木头，是我从沿江公园捡回来的死树……它越重走得越快。”我将信将疑接过车，老人又嘱咐，“一定要把它锁到固定的地方。”那时，好像我借的不是自行车，而是陪伴他多年的一个老友，一匹老马。
为防止路上撒气，我背包装了小打气筒，又在瘦骨嶙峋的车座上绑了一个椅垫，口罩紧扣在脸上，出发了。和家里那辆蜷着腿蹬的自行车相比，这车实在太高大了，分明是小毛驴和骆驼的差别。我的双腿好像突然长了许多，脊背也挺拔了许多，平时颇为自豪的大长腿此刻只能努力伸展着，脚尖才勉强够到离我很远很远的踏板。突然找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具备了俯视一切的本领，整个世界都小了。
从离家到出城感觉比较轻快，我骄傲地超越一辆又一辆重新堵满路面的汽车。我用并不娴熟的脚闸控制车速，掠过一只只熟悉而又陌生的口罩，去追赶擦肩而过的春天。
第一次推车徒步走过松花江公路大桥，灰黄的江流浩浩荡荡穿过城市，流向同样灰黄的虚无缥缈的远方。我分辨不清，远方是沙尘还是雾霾，天空朦朦胧胧，熏风干热猛烈，但这些都阻挡不住又一个春天的复活，夏天的壮大。
江堤上黄绿错综的柳树鲜明耀眼，越来越稠，随着江流蜿蜒而去。那些不知名的粉红和雪白的花尽情怒放，一团、一树，生怕错过这稍纵即逝的繁华。叼鱼郎横过天空，有的在迎面劲吹的风中稍作停留，再一头扎向江面，划出一道轻盈的弧线，有的浮在水上，随波荡漾。时起时落，悠闲自得，书写着天地间无拘无束的自由精神。
我一会儿脱下外套，一会儿又把帽子口罩挂到车把上，可车子还是越走越慢。地图中预计的三个小时早就过去了，我仍在高高耸立的车座上前后左右挣扎着。
雨点砸下来的时候，我想起了祥子在烈日和暴雨下拼命奔跑的脚步。我也想起许多年前的小学同学，那也是一个夏天，他竟独自一人沿着连接村庄和世界的唯一一条公路走到五十多里外的县城。那时还是沙石路，两边是一座座用板锹拍出斜坡的沙堆，雨天用来撒向路面，而我祖父就是养路工中的一员。两排不知活了多少年的杨树在公路上方交会，形成一道巨大的无边无际的绿色长廊，当年我们还常到路边溜达，头低垂着，寻找车上掉落的金属，攒起来卖废品，一块铁片一根螺丝都能让我们眼前一亮。后来修了水泥路，再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大树被全部伐掉，每次走过那里都空荡荡的。
我不知道这次从省城到县城六十多里的长途跋涉和当年那个孩子的孤独出走是否有联系，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感应到某种生命的召唤，渴望一次精神的远足。自行车在缓慢前行，而我在迅速后退。
四天后返程，这一天正是立夏。(张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