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弄堂服务站早已消失，但那浓浓的人情味，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前几天，一条灯芯绒裤子膝盖处磨破了，我毫不犹豫地把裤子扔掉了。可在儿时，母亲一定会用缝衣针将其补好让我穿上的，实在补不了，她也会让我拿着裤子去弄堂服务站用缝纫机补的。那时，弄堂里很少人家有缝纫机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弄堂服务站遍布大街小巷，服务站里的人大多是家庭妇女，她们自愿组织起来，为附近居民裁剪衣服、补衣裤、装拉链、拷边、补套鞋、收电费、做“假领头”、棉毛衫换袖口等。
离我家最近的服务站在长宁路476弄口“同仁宫”南货店的隔壁，只有八九个平方米，是服务站一个老阿姨自愿腾出的她家临马路的一间小房子。里面有一台老掉牙的缝纫机，一台锈旧的拷边机，大木板摊上一块白布当作了裁剪台，几只吱吱嘎嘎的骨牌凳和一些补套鞋、钉掌子的旧工具。就是这样一个服务站，附近居民都叫它弄堂里的“中央商场”。
服务站还帮居民改衣服，大改小、旧翻新。裤子短了、袖管短了，可以接一段上去，颜色有差异，穿的人也无所谓。我哥的不少旧衣服，母亲都会拆开重新染色，再拿到服务站去大改小给我穿。记得哥的一条旧长裤膝盖处磨破了，长改短成了我的西裤。整个童年，我穿了哥不少整旧如新的衣服。但我穿过的衣服几乎没有可能再改给弟穿，因为调皮，我的衣服特别易坏易破，时常补丁打补丁，难以再穿。
那年月，弄堂孩子的衣服打补丁是司空见惯的。春节前夕，母亲好不容易为我做了一条卡其布的裤子，仅过了四五个月，裤子的膝盖、屁股部位已磨得不能手工补了，只好拿去服务站，花钱用缝纫机补。屁股地方被缝纫机针线补得像沪西体育场的跑道，一圈又一圈，足有十几圈，可牢啦。
不少袖套棉手套等都是在服务站里买的。这些东西都是服务站用零头布拼接而成，价格十分低廉，很受弄堂人家的欢迎。读中学后，我穿上了中山装，怕衣袖管磨损，整日戴着袖套。鞋垫更是废物利用品，是用一层层的碎布在缝纫机上踏出来的，一角钱一副，不少人都喜欢用。中学毕业我去了农场，每次返场前，总要去服务站买几只“假领头”。肩布还是几种颜色的布拼缝的，反正穿在绒线衫里，也没人看见，价格便宜就好。
父亲的劳动布工作服穿了几年，手臂、肩上、膝盖处已磨出了洞。劳动布厚，母亲一针一线缝得很吃力，也只好拿去服务站机补。缝纫机补的针线严密，针脚整齐，父亲很是喜欢，每当衣裤坏了都要拿去服务站。不少却被母亲拦了下来手工补，那是为了节约开支。
拷边也是服务站的一大特色服务。母亲时常会给我几分钱和一卷布料，去服务站帮她拷边。服务站的阿姨既快又好，拷好边的衣裤料，阿姨还会帮你叠好用布条扎牢，免得小孩丢三落四的。春节前夕，来服务站拷边的人特别多，排起了长队，拷边阿姨忙得头也抬不起来，手里拿着布料，脚不停地踏着拷边机，嘴上时常咬着馒头。有时，阿姨还让我帮她们去不远处的妇女食堂买馒头。我拿着钱飞奔而去，待我拿着报纸包好的馒头回到服务站时，阿姨已帮我的衣料拷好了边。
母亲时常会给我几只分币，让我去服务站买扎拖把的布。我抱着一大捆花花绿绿、零零碎碎的“边角料”布条回家，母亲从中拣出一些稍大的布用作补衣服、纳鞋底和做鞋帮，只是那些细条的布，才会让我用老虎钳、铁丝扎拖把。
服务站早已消失，但那浓浓的人情味，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