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洛克莫尔（TomRockmore）美国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
我们正处在一个危急时刻。此刻，文化间的交流，就是那种无论在大学内外都常常产生的交流，依旧承载着我们最美好的期冀，哪怕只是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带来一点点的光亮。认识到是否可以通过文化交流使不同国家及其代表们正式、非正式地会聚一起，尽最大努力共同应对我们所面临的困境，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知识分子的介入也非常必要，此时此刻，知识分子有责任竭尽所能、倾其学识介入当下的各种讨论，并作出自己的贡献。
我这篇简短的文章要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本质及其后果进行一些非正式的探讨，其中我会特别探讨当下经济和医疗之间的对立问题。
6月8日，古巴援意医疗队成员经过近3个月的时间，返回古巴首都哈瓦那。新华社发
4月28日，面包师阿曼·谢克尔别科夫在哈萨克斯坦努尔苏丹的一家面包店里工作。他认为，疫情终将过去，城市也将很快解封，日子会恢复常态。新华社发
5月8日，护士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跟随救护车转移病人。新华社发
6月7日，理发师佩戴口罩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理发店为顾客修剪头发。新华社发
6月9日，人们在新西兰首都惠灵顿准备出海捕捞用的虾笼和绳索。新华社发
我是一位与中国有着密切关联的西方哲学学者，从2007年开始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我的大部分著作都具有学术专业性，但是在今天的语境下，我认为以漫谈的方式探讨问题，远比用传统的做学问的方式写一些艰涩的长篇大论更有用。
史无前例事件的发生通常会引发争论，不同的观察者看待世界的角度不同，或者说看到的是不同的世界。我无意假装拥有什么权威观点。显然，当今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争论不会仅限于某一个国家或世界的某一个部分，而是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每个角落的每一个个体。那我们不禁要问一个问题：流行病会改变全球化吗？
流行病和瘟疫是不同的。我认为，新冠肺炎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流行病，它的出现不仅限于某个国家或者地球上的某个地方，而是超越流行病的界限，开始与宗教、医学、经济等领域联系在一起。显而易见的是，目前世界上许多地方的经济体系已经崩溃、正在崩溃或者将要崩溃，同时医疗困境几乎无处不在。事实上，现状中最有意思的部分就在于，对于当前的医疗状况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人们存在着不同看法。
当前的疫情危机不同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后者尽管当时威胁巨大，但最终并没有对全球金融造成太大的创伤，也没有对医疗体系造成损害。实际上，金融危机的影响逐渐趋于平缓，最主要的后果似乎就是富人一度意外地变得更富。相对而言，当前危机的严重程度是1929年以来未曾有过的。如果这个判断正确的话，那么所谓全球治理正面临的危机是我们仍旧无法估量的。
一些危机迹象已经显现，涉及医疗、经济，当然还有其他方面。我们能够做什么，或者说至少应当做什么，取决于我们怎样看待已经发生、正在发生以及将会发生什么。某种程度上，我们正面对现代工业革命的后果。
马克思、皮凯蒂（托马斯·皮凯蒂，经济学家，《21世纪资本论》作者——编者注）以及其他理论家都曾强烈且具有说服力地指出，经济维度是当代世界的核心问题。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就提出了这一观点，这和生活在今天的皮凯蒂所提出的观点相似，但又有所不同。大体上说，马克思认为，资本的增殖是通过榨取工人的剩余劳动或无偿劳动来实现的；皮凯蒂认为，在发达国家，资本的回报率一直高于经济的增长速度，这将加剧未来的财富不平等。
他们观点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在马克思看来，生产资料的拥有者在不公平地获利。于皮凯蒂而言，资本的回报率超过了经济的增长速度，才导致了利润的分配不均，从而使资本收益更大。尽管二者观点有所不同，但不容否认的一个事实是，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之前，尽管经济不断增长，但由于富人比其他人更快地变得更富，所以不平等现象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加剧。
马克思和皮凯蒂通过不同的方式让我们注意政治经济学在当今世界的重要意义，进而帮助我们理解现状。我相信，目前世界上许多地方的经济体系已经崩溃，其程度之严重是1929年以来从未有过的。许多观察者认为，世界正以我们无从把握的方式在改变；更有人认为，我们可以知道到底在发生什么，但问题在于如何尽快恢复疫情前的世界经济体系，这才是危机的核心。
当前，相对于其他形式的全球化，经济处于全球化的中心位置。显然，疫情在短期内威胁着经济全球化，但对于这种威胁是否长期存在尚不能下结论。
当“9·11”事件发生时，包括我在内的许多观察者都认为，那是一个真正的转折点，世界将为之改变。但是我现在认为，如果所谓的改变不只是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那么我们依然不知道“9·11”事件后世界是如何改变的，不知道我们应当如何应对危机。“9·11”事件是一场危机，然而比这场危机本身更严重的恐怕是人们似乎没有意识到我们正面临怎样的危机，因此也就没有意识去思考我们需要怎样应对。我们很难看到大国在行动上为彼此做出什么改变。
我认为经济要素是决定国际关系的核心要素。这一观点能够在很多方面得到验证，比如说气候变化问题。各国都十分迅速地表示支持改善气候变化的共同目标，但很多国家在行动上却相当迟缓。我们不妨试问：未来世界各国在改善气候变化方面会更好地合作吗？其实，国家间的关系就如天气一样，很难以任何方式进行预测。但是，如果未来仍像现在和过去一样，那么我们不难推断，无论是协商讨论，还是采取行动，都免不了一再重复一个现象：面对失败，各国对于改善气候变化的承诺不过是纸上谈兵。
疫情过后，生活会发生怎样的改变？这取决于在当代工业社会中，经济的优先地位是否可以妥协。我们经常听到有人宣称世界已经或正在改变，我的观点是这取决于经济要素的核心地位是否会发生改变。
这样的观点可以用来理解当下疫情中医疗、经济和其他方面的问题。某种程度上说，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了大范围的医疗资源紧缺，这可能是自20世纪初西班牙大流感以来的任何疫情都无法比拟的。与当前的医疗困境相伴而生的，是数十年来西方国家建立起来的经济基础以及国际经济秩序。医疗和经济的问题都必须得到解决。这就带来顺序问题——先解决哪一个？这使得那些经常游走于不同国家间大谈经济的人，与那些致力于倡导当代医学优先发展的人之间，出现了巨大的矛盾。
那些基本认同经济优先的国家，想要尽快“解封”并恢复国民经济。他们认为，在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面前，恢复经济是第一位的。他们还认为，无须过多担心医疗问题，比如美国缺乏医疗保险的问题等等。他们最终会得出一种观点：也许我们确实面临着明显的经济紧急状况，但同样明显的是，并不存在医疗紧急状况，医疗困难仅仅是有待解决的问题。
相反，那些把疫情造成严重的医疗紧急状况摆在首位的人认为，真正紧迫的问题在于疫情引起的深层医疗困境。相比很多人将因此而丧生，经济状况的改善仅仅是需要等待。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人类的生命远比经济更为重要。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我们当前最优先解决的问题应当是，在这类困境再次出现之前，怎样通过医疗保险保护所有人。
我的观点是，在危急时刻，医疗问题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说，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医疗问题的解决应当先于经济问题。活着、活得更好、活得很好之间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与医疗与经济二者的优先次序有关。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说医疗关乎活着，而经济关乎活得更好、活得很好。这就导致完全不同的选择。最基本的区别就在于，比如在法国，每个人都享有政府提供的医疗保险。而在美国，医疗保险被视为私人事务，需要自行负责，数以百万计的人没有医疗保险，其中许多人是因为贫穷而无力购买。
我现在来总结一下。我们目前正处在大瘟疫的流行中，并且无从知晓未来会怎样。我认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最核心的问题，是经济困境与医疗困境之间的矛盾。尽管我们无法预测未来，但我们都希望它更好，当然这不包括只希望恢复经济并将其掌控于手的少数人。我们都希望，通过减少不平等，使每个人都能获得更多的财富并从中受益。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与保障有钱人可以购买优质的医疗服务相比，为每个人提供充足的医疗服务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