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延安精神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一些外国友人高度关注，他们从坚定信念、实事求是、艰苦奋斗和为民服务等各个方面描述共产党人这种精神风貌。通过他们的传播，中国共产党人及其倡导的延安精神为世人所知。
闪烁着“兴国之光”的“神奇的队伍”
全面抗战爆发初期，一些外国友人通过他们手中的笔和镜头彰显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艰苦朴素的作风等革命风貌。最早描述中国共产党人革命风貌的是第一个到达陕北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他向世人揭开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神秘面纱，使得全世界开始了解中国共产党人。接着，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海伦·斯诺、詹姆斯·贝特兰等数十位外国人先后到达陕北苏区，将清贫而廉洁的共产党员、装备低劣却奋战在民族解放第一线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呈现给世人。
经过4个月与共产党人朝夕相处，斯诺采访了上至领袖毛泽东下至普通战士等许多共产党人，搜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并迅速撰写了全面系统介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的《红星照耀中国》，该书问世后迅即风靡世界。书中，斯诺首次向世界全面报道了红军长征，称“长征是军事史上一场伟大的壮举”。他的描述引起世人的关注，当时美国“差不多每一位评论家都选出斯诺对长征的描述加以评论”。通过长征，世人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人类历史上的奇迹，看到了共产党人的坚韧和执着；另一方面，斯诺也展示了现实生活中的共产党人，如此的朴素、如此的奋发向上！财政部长林伯渠，身穿一套褪色的制服，红星帽的帽檐软垂，慈蔼的眼睛上戴着一副眼镜，一只腿架已经断了，用一根绳子系在耳朵上。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同部下一样仅有两套制服，另有一件用缴获的降落伞做的背心；伙食也同部下一样，一般是白菜、面条、豆子、羊肉；他善于驰骋，又能吃苦耐劳。斯诺还让全世界都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大学——一所独特的高等学府，“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感慨之下，他将中国共产党人这种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称之为“东方魔力”，并断言这是“兴国之光”。
随后，斯诺夫人海伦进入延安，她以独特的身份走近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张闻天等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经过接触发现他们有着新思想、新精神，且在开辟着新天地。她发现中国共产党人的奥秘——在中国共产党内，一个人社会名望的上升和他降低自己生活标准的能力（在低标准情况下仍能保持工作效率不变）正好成正比例。能以最少量的东西维持生命，这就是天生优越的标志，也是天然领袖的资格。
第一个到延安和敌后根据地的西方国家军人是美国军官埃文思·卡尔逊。他见过毛泽东、朱德、聂荣臻、贺龙、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敌后根据地与八路军同甘共苦的生活，使他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由衷地产生敬佩之情。在他的著作里，中国共产党人是一群大公无私的人、廉洁奉公的人。他认为八路军力量的源泉来自强大的思想政治工作，来自党员干部的以身作则、官兵一致，来自广大人民的支持。在延安，他住的是诺尔曼·白求恩大夫住过的窑洞。当然，作为延安精神的原生形态之一，白求恩精神也自然地出现在卡尔逊的著作中。
“还政于民，言必信，行必果”
抗战胜利前后，一些来到延安的外国记者、专家和军人纷纷撰写文稿，展示中国共产党人所特有的坚定的理想信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当时，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约瑟夫·史迪威在他的日记里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早期，他自问“共产党人靠的是什么呢”？上世纪40年代中期，他对中国共产党有了一定的认识，认为中国共产党减税、减租、减息，提高生产和生活水平，参加管理，实践诺言，看到了中国共产党“还政于民，言必信，行必果”的特质。
在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成员们眼里，中国共产党人是与普通中国人不一样的人，因为他们有一种使命。谢伟思如实记录了他眼中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延安精神，“这里也完全没有贴身保镖、宪兵和重庆官僚阶层中的哗众取宠的夸夸其谈”“衣着和生活都很简朴，除农民外，几乎每个人都穿着同样普通的、用土布缝制的中山装”“那里有惊人的政治觉悟。无论人们向谁——理发员、或是农民、或是管理房间的服务员——提出问题，他都能很好地说明共产党坚持抗战的纲领”。而且，他还发现陕甘宁边区经济形势得到改善，“军队给养有了改善；党政工作人员伙食和服装比以前好了；当地医院里营养不良病例几乎完全绝迹了，而三年前这类病例是为数众多的”，其原因在于共产党人领导开展了著名的大生产运动。当然，谢伟思也发现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修正错误的勇气，他说，“一项具体措施或者政策发现是失败的或是不适合情况的，而经过讨论产生出看来是一种较为合适的替代措施或政策时，他们就毫不犹豫地承认失败，作出改正，顺应情况和愿意改正在每一个领域都很明显——军事战略、征税、土地政策、教育、群众组织等。”
美国记者白修德告诉世界：无论过去或是现在，中国共产党人都是富于献身精神、首先牺牲自己的人。他们完全献身于共产主义运动，把自己的身躯当作给农民照亮路途的火炬。美国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不但描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延安时期的成就，指出他们生活清苦，但从不夸夸其谈，而且坚信中国人民必胜。中国共产党人的出发点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箴言是“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中国共产党人常常会提到“人民”“中国人民”，最后往往总要提到“世界人民”。“到人民中间去”“向人民学习”的口号，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最终的信念。而且，她还特别注意宣传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是她第一个把毛泽东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和“毛泽东思想”传播给全世界。
“延安时代给胜利者留下了一种革命斗争的英雄传统”
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延安精神的成熟和在国内宣传弘扬，一些外国友人开始从多个角度阐述延安精神。美国教授莫里斯·迈斯纳在他的专著《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中，专门有一节论述延安精神，称其为“延安传统”。他认为，“延安时代给胜利者留下了一种革命斗争的英雄传统，这就是被奉为神圣的‘延安精神’和‘延安作风’”“所有共产党人都把‘延安精神’称颂为壮丽的革命年代的象征”，这是“一种能为未来提供模式的活生生的革命传统”。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所着力称赞和高度评价的延安传统，是制度方面和革命价值观方面的遗产。他还进一步强调，“为当今的中国共产党人所推崇备至的‘延安精神’，其主要内容，实际上是精神方面和伦理方面的，更具体地说，它是各种社会道德观念和生活态度，因为这些东西被他们看成革命变革的持续进程中的根本因素”。他提出延安精神是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念，包括“为人民的利益英勇斗争、敢于牺牲的观念；艰苦奋斗、勤奋努力、勤俭节约、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以及自我约束等观念”。曾经的美军观察组成员高林·约翰专门撰写了《延安精神：战时中美友好篇章》，认为延安精神是一种无私奉献和团结友爱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