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热情帮我发表作品，却又拒绝上门致谢，这与她冒险保存傅雷夫妇的骨灰，不求回报的侠义风骨是一脉相承的。
上世纪80年代初的第一个秋天，我送掉了厚棉衣、棉裤和大头皮鞋，装满了几纸箱文学名著，从济南空军部队复员了。复员后3个月，稀里糊涂地考上了电视大学。电大虽然不是全日制本科，也不住校，每周只有三个半天脱产读书，但教学的老师都是北大的名教授，那时大多是坐在教室里收听广播，或者在家收看12英寸黑白电视机。我那时在基层派出所工作，忙得焦头烂额，工作之余读书，更是苦不堪言，但苦中有乐。电大对我今后的人生发展起了关键性作用，以后又读了N次班，甚至是华师大中文系古代汉语研究生班，但有了电大这碗老白干垫底，再遇到什么酒，都是小菜一碟。
电大不仅是我掌握知识的摇篮，亦是我走上文学道路的平台。因我酷爱文学，读书之余，涂鸦些诗歌和散文，抱着期盼的心理，将稚嫩的作品寄给了《上海电大报》副刊编辑江小燕，未料拙作竟然在该报发表了，文字经过修改润色，精练许多，生色不少。见到处女作变成铅字时，虽然是内部小报，但当时那个兴奋的心情是难以言喻的，仿佛不远的将来自己成为一名作家。从此，我对文学的兴趣大增，且一发而不可收。诗歌、散文在电大报上频频发表，对我今后走上文学之路起了重要的作用。
发稿编辑江小燕写有一手漂亮的字，她默默无闻地为他人做嫁衣裳，帮我修改发表了许多稚嫩的拙作，我几次给她打电话，提出想去电大报拜访她，当面道谢，并送点礼品略表寸心，但她都婉言谢绝了。暑假期间，我曾收到过一封江小燕的来信，信封地址是虹桥路，我曾想去拜访她，但那时没有电话，不打招呼冒然上门，感到不妥，最后还是放弃了。
后来我看到叶永烈写的文章，说“文革”中有位叫江小燕的女士冒领了著名翻译家傅雷夫妇的骨灰，悄悄地保存了起来，被工宣队发现后关押了起来，通过多次审讯，没有查出背后的指使者，等待分配的女学生只是出于个人的良知，总算化险为夷，又放了出来，但影响了自己前途，最终在一家街道小厂打工。
我反复琢磨叶永烈的文字，想从中找出蛛丝马迹，但他没有提到这位侠骨女士的单位，此江小燕是不是彼江小燕？名字重复的很多，我一时无法确认。
傅雷先生是我非常喜欢的大家，他翻译的四卷本《约翰·克里斯朵夫》，我爱不释手，尤其是他翻译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幻灭》等巴尔扎克系列作品，文字隽永，韵味独特，我读得如痴如醉。
直到新世纪，我参加杂志主编培训班时，遇到了《电视大学》的主编陈东，与他熟悉后，我问他：“你认识《电视大学报》的编辑江小燕吗？”
他说：“当然认识，她已调至上海大学教美术。”我追问：“她是否就是冒领傅雷夫妇骨灰的那个女士？”陈东语气肯定地说：“就是她！”
虽然我曾经怀疑是她，但真正确认是她后，还是惊讶不已。没想到我会遇上这么一位不同寻常的好人，她热情帮我发表作品，却又拒绝上门致谢，这与她冒险保存傅雷夫妇的骨灰，不求回报的侠义风骨是一脉相承的。我至今还遗憾未能见她一面，但我永远记住了江小燕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