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春天是短暂的。似乎一过清明，夏天倏地就在眼前了。算来我到M医院治疗有一年多了，渐渐地和所有的医护人员都建立了一定的感情。至于那些同病相怜的病友，其感情就更不用多说了。
现在的大医院，都有从各地前来进修的大夫。M医院也不例外，我在医院治疗的一年中，就曾见过五六位实习大夫。去年10月，M医院来了一位福建的实习大夫。开始，我们并没有过多的交流。一天，我带去十几张由我编剧的话剧票，问几个护士、大夫谁有时间看，剧场就在医院附近。原本，我想带十几张票就可以了。哪想，刚一张罗，那票马上就被几个护士抢光了。这时，几个病友也提出要看。我说，如果大家非要看，明天后天晚上我去剧场门口，到时找工作人员带你们进去。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转过天来，晚上七点多一点，我就来到剧场门口。看着许多熟悉和陌生的面孔鱼贯而入，作为编剧，我非常地惊喜。有几个年轻的朋友还专门买来鲜花向我祝贺。大约快到七点半，也就是话剧即将开演时，我看到剧场门口还站着几十人，他们的表情十分焦急。那一刻，我很想找到剧场的经理，希望他能大发慈悲，能让那些人都进去。我甚至想，实在不行，我出钱买些票送他们吧。
就在我陪最后一个朋友要进入检票口时，看到门口花篮的旁边站立着一位穿着黑裙的女孩，她小声地叫了一声：红老师！我一怔，在昏黄的灯光下，定睛一看，原来是在M医院，具体说是我所在病房实习的那个来自福建的大夫玲玲。我问：你怎么来了？玲玲说，我也想看你编的话剧。我说，好呀，那赶紧进去吧。玲玲见我如此，有点犹豫，说，我没有票。我说，昨天在病房你怎么不跟我要呢？玲玲说，我刚来实习，跟您还不熟。再说，有那么多的人都想要票，我怕您为难。
玲玲是个未婚的女孩。她家在福建闽西的山村，大学毕业，她应聘到一家医疗机构上班。在病房里，她不怎么与别人多聊天。我虽然没怎么与她过话，但她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质朴。我问玲玲就一个人来的吗？玲玲点了点头。我说，马上就开演了，你跟我进来吧。
我和玲玲刚坐下，戏就开演了。演出中，玲玲就像她平常那样，你不问她什么，她绝不多说一句话。就这样，在演出结束后，我和导演、出品人等谢幕时，我对玲玲说，你帮我照几张照片吧。玲玲嗯了一声，就在原地摆弄起手机来。谢幕后，本来就该散场各自回家了。可是，几个领导来了兴致，非要和我们编创人员一起讨论剧情。无奈，我只得示意玲玲她可以先回去了。
转过天来我到医院治疗，我和玲玲加了微信。我问她对话剧印象如何？玲玲说，不好意思跟您说，长这么大我是第一次看话剧。以前在农村只看过县剧团的一些小戏，后来到城里上学，也没有机会看话剧。过去只听说过北京人艺演过《茶馆》《龙须沟》。我说，我从小也在农村长大，我第一次看话剧也是到城里工作后。不像我女儿，五六岁就开始看话剧了。玲玲告诉我，她这几天还想再看一场，如果有可能，她要叫上在北京打工的表妹。我逗她，你有几个表妹呀，都叫来吧。玲玲很兴奋地给我发了个表情。
结束跟玲玲的微信，我的内心不都是喜悦，更多的是惆怅。在我的这部话剧演出前的半个月，我曾经给我的小学群、中学群发布过演出的预告消息，希望他们能走进京城的大剧院。可是直到演出前，也没有一个同学跟我联系。我知道，打我从小生长生活的东郊农场，到剧场虽然开车只需要四十分钟，可这四十分钟却仍然是城乡差别难以逾越的一道坎。尽管我的同学、发小大都是拆迁户，他们兜里有的是钱，他们宁可花几十万元买一套组合家具，或卖一套房去买奔驰汽车，甚至换两三个媳妇，无论如何也不愿或者是不想走进城里的大剧院的，即使是我写的戏，题材是我的家乡。
春节过后，我的戏因为疫情暂停演出。原想，等春天过后，北京的春天毕竟是短暂的，一切都将书归正传。可是，为了疫情不再出现，从中央到地方依然高度警惕，严防死守，任何文艺演出场所在相当长的时间仍然不能演出。而我在医院结识的实习大夫玲玲，五一过后就该回福建了。
分手那天，是春天的黄昏。那一刻，她不再是穿着防护服的医生，我也不是躺在病床上接受治疗的患者。我们就像一对兄妹，彼此相望，我们什么都想说，又什么都说不出。我说，下次来北京，我请你看我新写的话剧。玲玲说，下次，也不知道下次是什么时候。说到这里，玲玲哽咽了。我拍了拍她的肩，说，只要有信心，一切皆有可能。让我们在心里永远互相祝福吧。
玲玲走了。她是在春天的黄昏走的。我要谢谢她，她不仅看了我的戏，还期待着看我的下一部戏。其实，一部戏就是一次人生，就是一次希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