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了，如秋叶之静美。六一儿童节那天他和读者们告别，银河厅里的每一个座位上都有一条鲜艳的红领巾。他的笔，启蒙了三代红领巾。作为60后的我，知道叶永烈先生大名，也是因为戴上红领巾之后得到的奖励是他的科普书。
科普书，就是闻名遐迩的《十万个为什么》。这套书，其实是我父亲王志华的珍藏；也是我当化学老师的母亲杨建华的备课法宝。而我第一次有幸见到叶永烈先生，已是初中一年级的1980年了。在学校的礼堂里，我和同伴们听他讲科幻报告。报告结束之后，我们被鼓励提问；这种大师和红领巾的互动方式目前司空见惯，但在当时却是很罕见的。记得邻桌的女孩怯生生问他：什么时候可以不穿打补丁的衣服。我因为一周只能吃上两回大排，就问啥时候能够天天吃红烧肉。叶先生给的答案都是到2000年，即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候。
叶先生还进一步解释说，四个现代化中最基础的就是农业现代化成就，这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从那时起，我每年都关注农业现代化的进步。1994年，上海全面取消肉票、蛋票等短缺经济时代的基本消费品购物凭证。但是一直到今天，只要我吃上香喷喷的红烧肉，就会想起叶先生在母校礼堂里的笑容。
后来，叶先生由科普的主旋律转为专攻党史重大题材的纪实文学创作。1991年的七一、也就是建党七十周年前夕，我以上海社科院研究生会主席的资格出席了团市委的青年代表座谈会，得到的珍贵礼物就是叶先生的史诗般巨著《红色的起点》。这部经典著作在同学中间争相传阅，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生动、活泼的党史纪实作品。
除了这些让我手不释卷的纪实著作，我还喜欢品读夜光杯副刊上叶先生的各类随笔，如同一杯杯美酒，不知不觉中就会陶醉。我现在知道，叶先生历经40年、共在夜光杯发表了309篇文章。而晚报读者，都是他文章的忠实粉丝。
80后读者陈音音，是徐家汇街道党工委的公务员。5月下旬，我陪同上海市档案馆的同志去叶家慰问家属时遇到陈音音。她告知：自己是通过《十万个为什么》和夜光杯了解叶先生的。工作后，她发现社区居民叶永烈先生一家好有修养，是邻里和谐典范，从不麻烦社区。叶先生自己除了忙于外出采访、写稿争分夺秒，为人还很低调。
叶先生和夫人徐老师选择居住在徐家汇社区，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节约通勤时间。叶先生在离家很近的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厂工作了很长时间，1980年他导演的科教片《红绿灯下》获得第三届中国电影百花奖，轰动了整个弄堂。弄堂里常年居住的邻居，好多是大中华橡胶厂的职工。职工们常给叶先生夫妇讲改革的新鲜事，叶先生跟他们学讲上海方言，也常介绍自己创作中的科普故事。再后来，就经常有老师上门向叶先生请教如何推广科普知识。
正因为叶永烈元素的存在，徐家汇社区的公众科普素养是超一流的。辖区内的徐汇中学、市四中学、光启小学、汇师小学等多个百年学府，也成为全国科普或科技教育的特色学校。如今虽然叶先生走了，但科学的种子，已经在孩子们的心里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