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先生是集作家、学者、编辑和翻译家于一体的文学大家，也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77级学生的授业恩师。刚刚恢复高考，我便幸运地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不久，施老即以七十五岁高龄重登讲台，亲自给我们讲授“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后来才知道，这是中文系主任徐中玉先生请他“出山”的。一学期下来，这位年龄与我们整整相差半个多世纪的老教授，在我们那届“小”学生中人缘颇佳，我们既钦佩他的知识渊博，学贯中西，更喜欢他的平易近人，幽默风趣，没有一丁点儿著名教授的脾气和架子。我们当时颇感新鲜的是，他倡导一种“答疑”式教学法，即同学下课后可以把上课时没听明白或者想研究的问题写在纸条上交给他，他回家做了整理之后，下堂课再做详细解释。同窗中有几位老三届高中生，古代文学基础深厚，希望得到施先生的面授，他就写下愚园路的住址，欢迎他们上门交流。
我是毕业留校了几年后才去施老家的。那时他已年过八旬，因患直肠癌动了大手术，极少出门了。第一次是陪同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杜国清教授登门拜访。
我第二次去施老家是受了《香港文学》主编刘以鬯先生的委托。打电话跟他约时间，他在电话那头喊：“响一点，听不出。”我就做了不速之客。踏进施老家门，他正坐在一张硕大的书桌前看书。书桌很大，靠窗摆放，几乎占了整个房间的四分之一。他从书桌后面抬起头来，认出是我，慢慢站起身，招呼我坐下。
话题是从我这位不速之客的道歉开始的。他把手中的助听器对准我，要我大声点说话。我问他是不是两只耳朵都听不清，他指着右耳笑笑说，这只耳朵早就聋了，是40年代初在厦门大学教书时，有一次躲日本人的飞机，在防空洞里被震坏的，当时以及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因为另一只左耳是好的。一直到60年代中期突然觉得听人讲话很吃力，医生一检查，才发现右耳的鼓膜早就震破了。“现在我需要一种强力的并带有扩音器的助听器，能够把人家说话的声音放大，这样才能解决问题。”施老笑着对我说。我正想说要不要托香港的朋友设法打听一下，他却又插一句：“其实耳聋比眼瞎要好得多，耳聋不影响看书，我平时看书，特别是写文章时，就把助听器拔掉。什么也听不见，倒也清净得很。”说这话时，施老像个顽童般露出不无得意的神情。
我提及他的《春阳》《梅雨之夕》等“心理小说”，告之有研究者把他称作是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引入中国现代小说的第一人，他认真地说：“其实我写那些小说主要是受了奥地利作家显尼志勒的影响。”当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随着其《梦的解析》译本在中国热销十分流行，但他却不愿搭顺风车。他曾明确地说过，“20年代末我读了奥地利心理分析小说家显尼志勒的许多作品，我心向往之，加紧了对这类小说的涉猎和勘察，不但翻译这些小说，还努力将心理分析移植到自己的作品中去，接连出版了《将军底头》《梅雨之夕》等集子，这一时期的小说，我自以为把心理分析、意识流、蒙太奇等各种新兴的创作方法，纳入了现实主义的轨道。” 对显尼志勒的小说情有独钟，坦言“我心向往之”。施老的告白，表明了他数十年“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文学选择、眼光、坚持和理想。
如今，施蛰存先生离开我们17年了。我始终怀念着这位“谪仙”般的老师。他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